以盐为媒，群方“咸”遂——盐为什么被称为“盐巴”？

　　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离不开食盐，盐不仅为“人人日用所必需”，也深刻左右着社会兴衰和文化发展，“一举箸间，实为财政命脉所系，国家存亡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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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源最古中国盐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盐文化。《中国盐政史》说：“世界盐业，莫先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传说早在“三皇五帝”时期的两次重要战争——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和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均因盐而起。

　　阪泉与涿鹿的位置目前虽然还没有确切定论，但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出：“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相传黄帝诛杀蚩尤后，蚩尤的血水化为卤水，形成盐池，因此解州盐池的卤水呈红色，也被称为“蚩尤血”，也正是因为蚩尤“尸解于此”，此地便被称为“解”地。

　　传说大多难考证，但解县盐池的确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的自然盐产地之一。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盐池”自然也成为古代各部族共同争夺的目标，占有盐池的人，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领袖之资格。因此，有学者认为黄帝、炎帝与蚩尤三个部落之间的战争可能正是为了争夺盐池而起。“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作为氏族部落间空前规模的大战，客观上促进了三大部族的交往和融合，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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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巴”与“巴盐”

　　盐在中国还有一个通俗但又独特的称谓——盐巴。这是为什么呢？

　　据说，“盐”其实最早被称为“巴盐”，这与盛产盐的古巴国有关。古巴国可能起源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境内)，巴人主要在鄂、渝、湘、黔等地活动。古巴国“以盐立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巴人祖先“廪君”沿“夷水”上溯，逐“鱼盐”而居，并战胜“盐水神女”的传说。

　　故事中的“夷水”古名“咸水”，就是现在的清江，是沟通鄂西和川东的重要通道。

　　现代考古发现也证明川渝地区有着丰富的盐矿资源。在川东地区聚集着大量裸露地表的盐泉、盐井，在重庆忠县的中坝商代遗址中，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制盐场，出土了大量制盐器皿。

　　也许正是由于古巴国有丰富的盐矿资源，很长一段时间，盐被称为“巴盐”，后来才改称“盐巴”，并沿用至今。川渝地区的盐矿资源被开发后，一条条由川渝向外运送食盐的“川盐古道”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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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盐古道

　　“川盐古道”又称“巴盐古道”，开始于重庆和四川东南部，大致可分为“川鄂古盐道”“川滇古盐道”“川黔古盐道”“川湘古盐道”。这些古盐道贯穿整个腹地，连接沿线各民族，成为促进川、鄂、滇、湘、黔等地居民交流互鉴、文化互融的重要载体。

　　据史料记载，贵州历史上不产盐，全靠黎平、古州两府与广西接壤，因此“就近食粤盐”，其他如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遵义各府州，自元、明以来均食川盐。

　　川黔盐道的兴盛吸引各地商贾纷纷穿梭于川黔两地经营盐业，陕西商人就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川黔盐道各个节点上巍峨的“西秦会馆”便是其有力的佐证。自贡一度被誉为“盐都”，是四川最大的盐场，也是川盐入黔的重要源头之一。因此，众多陕商齐聚自贡经营盐业，他们为了联络乡谊、协调关系，便在当地组织“西秦大会”，“费金万有奇”，历时十六载修建著名的西秦会馆。会馆建成后，陕商们在此祭奠关羽，“共迎神庥”“款叙乡情”“炫耀郡邑”，共同商讨盐务。伴随着盐业的发展，“西秦会馆”也随着陕商的脚步遍布在川黔古盐道上。

　　叙永和毕节均是川黔古盐道“永岸线”的重要节点，两地就建有“陕西街”“春秋祠”“陕西庙”等会馆建筑。由于会馆的兴盛，川、黔、湘、陕、晋的商贾、脚力、纤夫汇集于此，他们以各种会馆为“大本营”，交换特产、款叙乡情、赞襄义举、化解纠纷、制衡官府、举行庆典。古老的盐道和因盐道而兴的会馆成为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各族文化交融汇聚的载体。

　　清至民国时期，发生过两次“川盐济楚”运动。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占领长江沿线，淮盐入楚的通道被阻隔。为解决湖北军民的“淡食之苦”，湖广总督张亮基认为川盐质量好，还离得近，于是提议以川盐济楚。这就是第一次“川盐济楚”运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节节败退，被迫迁都重庆。随着日寇全面占领淮盐产区，长江中下游航道梗阻，国民政府发动了第二次“川盐济楚”运动，川渝地区再次成为主要的食盐供应地。四川盐务管理局奉令增产以供应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西康、云南、贵州等地军需民食，位于三峡地区川东段的云阳、巫溪、开县、奉节、忠县、彭水等县盐场“场长公署”也一律改称“盐场公署”，专门负责食盐的生产和供应。

　　历史上“川盐”的两次“济楚”事实上也是“援湘”，川湘盐道与川鄂盐道有许多相关甚至重合的路线。

　　在这些古盐道上，背夫、挑夫、马帮是食盐运输的主力军，他们从云阳、郁山等地运来食盐和其他商品，通过古盐道送到利川等地，再由利川经武夷山区运至湘西、宜昌等地。现在这些地方还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才从四川打回转，又要启程下湖南”。

　　由于人力和马匹每天运输食盐的行程很难超过60里，这些古盐道上往往每30里处就会有小村落，每60里处便会有大的村落或集镇，前者正好是人力运盐行走大半日的距离，后者则是骡马行走一天的里程。因此，可以说背夫、挑夫、马帮的来来往往，在古盐道上催生了一个个繁荣的村落和集镇。“路上人不断，锅里不熄火”，就是描述盐道驿站的繁荣景象，也是川盐古道上各族群众的集体记忆。

　　在川盐古道上，各民族“因盐结缘”“因盐而兴”。伴随着一条条川盐古道的畅通，大量淘盐的商贾、移民进入川渝地区。明万历时，在四川经商的陕西商人已有几万人。清初的成都，“询其居民，大都秦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专门下令将郁山盐供应川、黔、湘、鄂四省，将“川湘水陆联运处江涪分处”入驻彭水，负责转运川盐入湘，彭水一度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商品市场日趋繁荣，外籍商人、大小商号遍布彭水的汉葭和郁山两镇。

　　千百年来，川盐古道上的各民族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盐文化。新征程上，一条条厚重的古道，一粒粒洁白的盐巴，必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诉说着团结一致、锐意进取的“中华滋味”。

　　(作者简介：赵金宝，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唐胡浩，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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