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撑起一个清末状元的实业救国梦想？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张謇一生创办四十多家企业，涉及多个行业，被称为实业之父，是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自奉勤俭，办了近四百所各类学校，是社会文化事业开拓者，他也是教育家、社会改革家。

　　起草清帝退位诏书，维护大一统，他还是一个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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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如此丰富经历的张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清末状元的实业救国梦想

　　1853年，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他的父祖以上数代都以农商为生。这种家庭出身，使张謇从小就生活在社会下层，对民众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从而养成了他的民本意识。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他在幼时就被父亲送入私塾学习，希望由此走出一条由读书进入仕途的道路。12岁时，塾师出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他当即对以“我踏金鳌海上来”。因对仗工整，语气不凡，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中状元的先兆。

　　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为慈禧庆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遵从父命，赴京赶考，殿试登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遂被授于翰林院修撰之职，步入官场。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举激起张謇极大的愤慨和忧虑，他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士大夫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同年，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他在家乡通州筹办起大生纱厂，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实践。张謇对当时流行的“商战”思想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是皮毛之论，西洋诸国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业，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他指出，日本的强大关键在于工业发展，以工业带动商业。

　　1913年，张謇为实现他思谋已久的强国安民的方针政策以及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两年间，张謇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水利、渔牧业、度量衡、银行证券、引用外资等20余个法规条例，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办实业的过程中，张謇充分认识到“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在发展实业取得一定积累的基础上，他又大力开办教育事业，开始形成他“父教育、母实业”的强国富民思想。他以南通为基地，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展开系统的设想与实践，并希望由此而推广到江苏乃至全国。

建设国泰民安的强大中国

　　张謇在政治舞台上有很多精彩的亮相。张謇的政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强大中国。

　　1903年，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并对日本工农业与教育进行了70多天的实地考察，亲身体会到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回国后，他积极地投入立宪运动，并成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张謇顺应历史潮流，毅然转向拥护共和。

　　“大一统”与“共和”是张謇政治主张上的万变不离其宗之“宗”。其所谓“大一统”，是以全体中华民族为基础的大一统，是建立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现代化国家。

　　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所颁诏书正是由张謇起草。张謇在诏书中明确提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后来孙中山先生正式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

　　张謇有一个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的过程，当他觉得立宪不能实现国家强大统一的目时，他就转向共和了；当他看到中国有分裂的迹象，他就主张统一，支持袁世凯；当袁世凯要称帝，背弃共和时，他就明确反对。

　　表面上看，张謇的政治主张变来变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谁反对中国统一，他就会跟谁斗争，共和政体与大一统是张謇的政治底线和原则。

“南通模式”，张謇的“新世界之雏形”

　　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张謇劝说无效，愤而辞职。从此，他倾注全部精力对家乡南通进行全面的建设。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原本闭塞落后的南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模范城市。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政府经济资助的状况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的。张謇对南通的全面经营，是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建设一“新世界之雏形”，并由此向全国推广，从而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张謇关注民生，他想通过实业而富民，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从自己的家乡做起，力图造就一个富足丰腴、安定和谐的理想社会，他称之为“新世界雏形”。胡适评价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张謇的理想从来不是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很多的社会改革，都是为了建设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南通很长一段时间是模范县，南通模式的核心是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是近代南通模范社会的基本特征。

　　基于儒家价值观念的民本思想，整体协调发展观和社会改良观，是观察张謇在南通经营事业的三个基本点。

　　他并不局限于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业，而是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全面发展；他并不局限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也看重精神财富的生产和人文道德的建设。

　　他并不单建设城市，同时也发展乡村，提倡城市带动农村、城乡一体化发展。

　　他并不仅着眼于当下的发展，而且思考如何获得持续的发展。他追求通过发展实业和教育、地方自治，来建设一个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地方社会，谋求一种均衡和谐持久的早期现代化。

　　张謇在南通实业与社会的建设上，学习和借鉴西方，但绝不盲从。他事事从本国实际和南通地区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走出了一条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相结合，城镇带动农村，农工商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中外瞩目的早期现代化的南通模式。

　　张謇的精神世界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有西方近代文明的因子，但其中包括和谐思想在内的儒家价值观和影响却是第一位的、根本性的。

　　张謇办新式教育，主张从基础教育做起，首先创办师范学校。他到日本，不是考察大学而是考察小学和师范教育。

　　张謇办教育也不是建立某个小学、中学，而是要建立一个教育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又是着重于实用的教育体系，影响深远。他自奉节俭，一生创办了近四百所各种门类学校，现在中国很多学校的前身都是张謇一手创建的。据考证，张謇一生所创的“中国第一”，多达23项。

　　张謇有着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救国强国的理想情怀。他无论是办实业或办教育，建设南通，目的都是爱国救国强国，这是理解张謇的思与行的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是解开张謇所有思想主张的一把钥匙。

　　张謇的爱国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爱国不能光喊口号，要实实在在去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张謇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动者、实干家。张謇真正身体力行了孔子倡导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切从自己做起，力矫宋儒只说不做之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

　　张謇的思想和行事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性格。他心系乡土，将解决黎民百姓的生计问题视为儒者应尽的本分，也是其举办实业的第一要义。

　　(作者简介：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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