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利奖首位中国籍获得者薛其坤：做科研一定不能作假、打折扣

　　做科研一定不能作假、打折扣【巴克利奖首位中国籍获得者薛其坤：】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巴克利奖首位中国籍获得者。

　　巴克利奖项凭借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高度科学性，被认为是国际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高奖。北京时间10月24日，美国物理学会宣布，薛其坤获得2024年度的巴克利奖。这是该奖自1953年授奖以来，首次颁发给中国籍物理学家。

　　薛其坤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什温·维什瓦纳特(Ashvin Vishwanath)共同凭借对具有拓扑能带结构的材料的集体电子性质的开创性理论和实验研究获奖。

　　2009年起，薛其坤联合来自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多个研究组，组成攻关团队，开始一起从拓扑绝缘体研究方向尝试攀登这座科学高峰。薛其坤坦言：“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和投入的时间是成比例的，我们团队也早就做好了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

　　2012年底，由薛其坤院士领衔的团队从实验上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成为凝聚态物理领域的重大进展，成果于2013年3月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这是我国科学家从实验上独立观测到的一个重要物理现象，也是世界基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科学发现。

　　如何扛住科研的艰辛和“冷板凳”的寂寞？“强烈的学术志趣是追求卓越的最大原动力。”一个多月以前，在南方科技大学2023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薛其坤透露了答案。他鼓励同学们向着极致的热爱前行，在知识殿堂里求“真”，于科技高峰处求“是”。

　　10月25日下午，清华大学理科楼物理系三楼报告厅，儒雅亲切的薛其坤与记者们交流，分享自己对于科研、高等教育的思考和体会。

　　“获得巴克利奖，说明我们的成果已经得到了美国物理学界、世界物理学界的高度认可，说明我们这个成果经过10多年的发展，经受住了科学的考验。”薛其坤表示，他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基础研究将有更多的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成果涌现。

　　谈科研经历

　　科研道路上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投入、努力和坚持

　　新京报：你是巴克利奖的首位中国籍获得者，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时是什么感受？

　　薛其坤：接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作为一个物理学工作者，能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高度认可，非常高兴，作为一个中国的物理学家，能为提升我国物理学在世界上地位起到作用，也十分自豪，没有辜负党和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支持。

　　新京报：早期你是怎么走上物理科研道路的？

　　薛其坤：起初是因为高考时物理考得比较好，差一分满分，成绩好就会有一种荣誉感，觉得自己比较擅长，就慢慢走上了这条道路。

　　有同学觉得物理比较难，但实际上如果掌握了正确的方法，物理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最主要是把基础知识课程学扎实，把所有的概念融会贯通、所有知识点掌握牢固。

　　新京报：你曾在演讲中提到过自己两次考研的失败、七年读研的坎坷、八年留学的苦乐，在这漫长过程中如何扛住科研的艰辛和“冷板凳”的寂寞？

　　薛其坤：我既然选择了做基础科学的研究，暂时的挫折就算不上困难。相较于天赋，科研道路上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投入、努力和坚持，再高深的学问，也是在找到方向之后，一步一脚印，慢慢从基础向高深推进的。

　　不管是做一个课题，还是任何一个职业，人都要有信念，报效祖国的信念，或者是对人生目标的追求，这个信念刚开始可能是处于萌芽状态，但会随着人生经历逐渐变成一生中的精神支柱。有了信念，不管碰到多大困难、遇到多大挫折，都会克服、经受住考验。人如果没有信念，碰到一点困难就会放弃，取得一点成绩就会膨胀，不要说“冷板凳”，即便“热板凳”也不一定坐得稳当。

　　新京报：你认为从事基础研究有哪些科学精神和品质特别重要？

　　薛其坤：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做科研工作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实事求是，尊重实验、尊重数据、尊重制度，一定不能作假、打折扣。第二就是要做好长期努力奋斗准备，科学研究需要探索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所以每一步都要扎扎实实走好。比如，如果我想把实验做得非常完美，可能会花很长时间、可能会通宵工作、可能会在实验不同阶段进行异于常人的“作战”，这两点对于所有科技工作者都特别重要。

　　新京报：当下你最为关注的或者接下来希望攻克的科研方向是什么？

　　薛其坤：我们团队有两大研究方向。第一个方向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以及拓扑绝缘体相关的领域，提高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观测温度，本身在科学上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可以大大促进它的产业化应用和普及。

　　第二个方向就是对高温超导机理进行攻关，1986年发现高温超导以来，距离现在已经将近40年了，但是我们对高温超导的机理还不清楚。这也是凝聚态物理的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谈高等教育

　　我国应集中精力建设一批世界顶尖大学

　　新京报：目前你除了科学家身份之外，还是一校之长。作为大学校长，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薛其坤：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最优秀的人才，回答钱学森之问，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从学校层面首先要着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于学生培养，包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几个层面。

　　最初去到南方科技大学的时候，觉得非常陌生、非常困难，但很快就形成了学校发展的“335方略”，制定了三步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国家的需要、面对世界的前沿，出台了“三大发展战略”和“五大行动计划”，并以此为指引推进一流大学的建设。

　　新京报：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当下高等教育仍有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总体要求的地方，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要求下，你认为高等教育面临哪些挑战？

　　薛其坤：在新发展阶段，我觉得重要任务之一是集中精力建设一批顶尖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各个方面都兼顾。我们国家要集中精力对一批高校提供支持，在教师队伍、教学培养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心无旁骛地朝着世界顶尖大学发展，目前教育部门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新京报：不管是清华大学还是南方科技大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现在国内高校最欠缺的或者说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薛其坤：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高质量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学科研条件的支持，以及环境氛围的建设。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师队伍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慢慢培养。现在处于高科技时代，往往需要比较强的经济支持，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例如芯片研发，既需要非常高级的仪器设备，也需要经费的支持。

　　另外，评价体系当中“五唯”导向不利于基础研究。近年来国家教育部门也一直在推动“破五唯”，但体制是有惯性的。我们需要一个好的评价机制和氛围，鼓励科研人员可以做长期探索，给予长期支持和友好的环境。

　　新京报：科技创新亟须破解“卡脖子”难题，其中高校应怎样发挥作用？

　　薛其坤：高校中有宝贵的人才资源，要发挥这些人才的价值，集中做好有组织的科研。往往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团队作战，学校可以把不同院系在不同方向具备优势的老师、学生组合在一起，集中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

　　新京报记者 冯琪

　　《新京报》2023年10月27日第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