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年会上饮酒身亡，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

　　央广网北京1月2日消息(记者 李洪鹏)岁末年初，很多公司会举办年会聚餐等庆祝活动。2024年初，上海一公司员工陆先生在聚餐中不幸饮酒死亡，其家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在松江巡回审判点审理了这起案件。

　　公司聚餐喝酒出现死亡，公司是否会承担责任？共同饮酒者要担责吗？能被算作工伤吗？对此，记者采访了律师。

　　员工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45岁的陆先生在上海一家公司担任销售，2024年初，在外地出差的他特地赶回上海参加公司年会。由于赶到现场时年会已过半程，于是陆先生随便吃了几口饭菜，就拿起酒杯开始敬酒。陆先生饮用白酒后没多久，就在椅子上坐不住了，摔倒在地。同事把陆先生扶起来后，他又滑了下去，并向同事表示自己要休息一会儿，随后就径直躺在了地上。

　　当时，这一幕还被同事拍了短视频，打算留着第二天打趣。视频中，陆先生侧脸趴伏在地板上，面部、耳朵、手掌明显发红，双眼紧闭，眉头紧皱。晚上9点，年会结束，同事们散场离开时却发现怎么也喊不醒陆先生，随即将其送往医院。不幸的是，陆先生当晚就被确认死亡。

　　公司方认为，公司作为年会组织者，已经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和注意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陆先生敬酒期间，公司负责人和其他员工没有任何劝酒行为。陆先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的身体状况，以及自身酒量的大小，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陆先生家属认为，陆先生倒在地上的姿势，不是正常状态且躺倒在地上后，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人管他。公司没有及时注意到陆先生的异常状况，延误了抢救时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死者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饮酒过量的风险，具有足够充分、清醒认识。在本案中，陆先生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回来，在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没有秉持适量饮酒的原则，四处敬酒，导致自己饮酒过量。对于死亡后果，陆先生自身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公司作为年会的组织者，没有在陆先生大量饮酒时及时提醒和劝阻，也没有在陆先生醉倒后尽到充分的照顾和救助义务，同样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定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公司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谁还有责任？

　　记者注意到，参加公司聚餐饮酒后身亡的司法事件并非个案。2023年1月，四川攀枝花男子杨某在公司年会聚餐时，因大量饮酒导致身体出现不适，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杨某家属认为，公司未及时送医，且无人看管是导致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向法院起诉索赔。法院认为，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自担主要责任，公司未完全尽到必要的注意、警示和救助义务，承担20%的赔偿责任，判决公司赔偿24万余元。

　　1月1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商事犯罪与辩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娜表示，在公司团建聚餐时推杯换盏的饮酒行为有助于提升气氛，增进彼此感情。然而，每个员工对酒精的耐受度各有差异，身体反应也往往不同。

　　对于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的问题，李娜表示，首先饮酒者一般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安全尽到谨慎注意义务。饮酒者对自己身体状况最理解，应能预见到饮酒过量导致的后果。如果饮酒者明知自己不胜酒力仍大量饮酒，在酒桌上或回家过程中发生死亡，主观上存在较大的过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她说，如果公司作为聚餐活动的组织者，召集大家进行聚餐等，应对聚餐团建活动的人员范围、组织安排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做好妥善安排，有义务防止意外事件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实践中，如果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已尽到组织安排及安全保障等义务，亦会判决承担部分责任。

　　共同饮酒者是否承担责任？李娜表示，这部分责任仍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无法证明共同饮酒者存在“攀酒”“不当劝酒”等行为。在实践中，共同饮酒者一般不会承担民事责任，有时法院也会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判决共同饮酒者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会被算工伤吗？

　　2021年2月2日18时许，深圳某公司员工吴某在其被派驻的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6人，其间吴某有喝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送往东莞某公司宿舍休息，该公司负责人也在留下两瓶矿泉水后离开。其室友称，当晚吴某两次呕吐，对其进行了照顾。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前来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2月3日18时许，吴某被发现猝死在宿舍洗手间。公安机关认定死因为心源性猝死。2021年3月，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吴某的死亡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及吴某同桌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111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吴某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饮酒可能后果有足够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在吴某酒后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送医院治疗，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参与涉案聚餐不属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死亡不属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须担责。综上，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担责95%，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须担责。本案赔偿费用依法计算为1126951元，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56348元。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日前，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李娜表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一)故意犯罪的；(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若是醉酒状态导致损害的，不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因此，员工在公司聚餐喝酒时出现伤亡不能算工伤。

　　李娜表认为，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员工在聚餐饮酒时要在自己酒量、身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适度饮酒。共同饮酒者切不可“拼酒”“攀酒”。公司作为聚餐团建活动的组织者，应当肩负起组织安排及安全保障等义务，员工进入醉酒等危险状态时，及时送医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