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后，为何一些家长仍有升学焦虑？

　　■刘磊

　　对于教育圈而言，“双减”无疑是近两年来最热的高频词之一。

　　2021年下半年，教育部把“双减”列为“一号工程”，密集出台多项文件，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推进“双减”实施，让中国的教育生态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如今，不少家长见面已不再谈论报了哪个培训机构，因为昔日门庭若市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已难见踪影。孩子回家后的作业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动手”和“动口”的作业取代了很多“动笔”的作业，不少孩子甚至能在课后服务时段就已将作业全部完成。中午时分，学生们在校有了午休的空闲；到放学时，课后延时服务又让很多家长摆脱了“3点半接送难题”，从容地在下班后接娃回家。

　　在庆幸“双减”政策带来这些改变的同时，不少人也看到了一些“双减”政策背后的“难为”。由于学生和家长这些“刚需”的存在，当前依然存在着各类以思维拓展名义的学科辅导以及活跃在地下的“众筹私教”等。

　　如何让“双减”发挥更大效用，从而治标又治本，真正破解教育焦虑？

　　“双减”政策背后的“难为”，根源是什么？

　　近两年，在有关部门的霹雳手段下，“双减”政策的落地有效遏制了过重的校内学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对校外培训机构打出的治理“组合拳”，的确遏制了校外培训负担。但事实上，很多校外培训并没有消失，而是悄然从机构转身变成了“个体老师”。“众筹私教”“一对一”等成为家长的新宠，以往到培训机构报名补课渐渐演变为直接找老师上课。

　　大量学科类培训压减，并不意味着校外培训行为彻底从教育生活中消失，而是以更加隐秘的形态出现在教育生活中。可以说，培训形态已经从明处转到暗处。有些培训机构从线下转到了线上，采用自身开发的软件来躲避监管。也有些机构以非学科名义开展学科培训，名为“思维拓展”，实则教授数学，名为开展素质教育、上书法课，其实是在补习语文等。

　　不可否认，“双减”政策的出台，不同程度减轻了学生和家长群体的负担、焦虑，但对部分家长而言，教育焦虑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从焦虑转向了隐忧。就像一些人所担心的，现在孩子作业少了，没地方补课了，这固然是好事，但会不会存在其他孩子偷偷补课，自己孩子将来成绩落后的情况呢？

　　这些“难为”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推动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堵”与“疏”的关系？

　　据笔者观察，在当前部分政策的执行中，更多的还是采用了“堵”的办法，采取的多重举措均是堵住可能增加教育负担的要素，所以虽然当前的教育焦虑降下来了，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大家熟知的“剧场效应”，形象地描述和解释了教育“内卷化”现象，即学习犹如一群人在剧场里看剧，有一个人因为某种原因站了起来，他后面的人觉得影响到自己观看，也站了起来，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看，最后剧场内所有人都站起来看剧，但大家都站起来时，除了觉得更累并没有因为站起来而获得任何更多的东西。

　　以“堵”为主的政策取向，就类似在剧场中设置了不允许站起来的规则。这种外显的行为可以管住“站起来”的行为，但无法管住有人在座位下放本书或坐垫。而想要让大家更有秩序更舒适地看剧，根本之策在于采用“剧场分散效应”，即改变剧场结构，比如变常规剧场为球幕剧场，剧幕不仅设置在前方，也可以设置在上方、左方、右方，甚至是后方。剧场的台阶可以是起伏的，座位设置为可移动、可调整的。如此，没有人会想着站起来观剧。

　　如果以上“剧场分散效应”成立，那么，“双减”政策执行，也可以考虑采用疏堵结合的价值取向，以改变教育内部和外部的结构作为主要途径。

　　考试难度不降低，所谓“减负”都是空谈

　　要更好地发挥“双减”政策的导向价值，不能就“双减”谈“双减”，而应站在教育综合改革的高度，更加宏观地看待“双减”。

　　近两年来，“双减”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我们认为，疏堵结合的政策取向，强有力的政策执行仍应坚持，避免政策反弹。同时，针对当前棘手的“难为”问题，应强化政策宣传，让家长和教师更加认同“双减”政策。加大政策能动性，突破现有瓶颈，赋予基层学校更多自主权，如实施弹性工作制破解课后延时教师负担问题，给学校足够空间，避免一刀切。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政策引导，引导教师评价转向，转变目前仍以升学率、分数作为主要考核内容的评价方式，代之以“五育并举”方式，降低分数，增加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考核权重，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主要考核方式，重点考察增值评价的情况，引导从根源上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问题。

　　变革课程内容才能触及“双减”的根本，不改变课程内容的“双减”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双减”。笔者认为，变革课程内容的方向应是根据不同学段，酌情降低课程难度，同时，大幅减少低年龄段重复训练。小学阶段就开始刷题，提高做题效率等行为要坚决减少，如小学二年级“一分钟之内做20道100以内加减法”的类似做法应视为严重摧毁学生创造力的行为。此外，相关考试难度也应相应降低。考试是指挥棒，如果没有考试难度的降低，其他的减负都是空谈。

　　同时，让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有序流动，不失为减轻家长和学生焦虑、促进教育公平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关键一招。家长和学生的教育负担和焦虑不仅来自学业负担本身，也来自学生与学生、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比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均衡发展也是减轻教育负担和焦虑的重要因素，而教师均衡是教育均衡的核心因素。从国际上看，不少国家和地区在义务教育阶段均实施着有序的教师流动且效果很好。去年，北京市曾推出教师轮岗计划，这一举措是我国对于教师流动的新尝试，也指明了未来实现教育均衡和“双减”的方向。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师流动是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地开展，需要做好相应的保障制度，避免教师流动的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的情形发生。

　　拓宽教育供给，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用人导向

　　如果说以上几方面是变革基础教育内部结构，使其均衡发展，以缓解教育焦虑，那么凸显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则是拓宽教育供给、提供学生多样化发展的关键之举。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同等重要的教育类型，打通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上升通道，职业教育学生不再只能读到大专层次，而是可以继续读本科甚至研究生。从当前的职教本科毕业生情况来看，他们的就业前景非常好。所以应在全社会加强职业教育地位和作用的宣传，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人人都有出彩机会”的社会氛围，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为办好高质量职业教育提供制度和经费保障是关键因素。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育系统内部的评价并不能彻底解决学生焦虑和内卷问题，但评价的导向能决定学生学习的内容。这里重点强调的评价改革并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评价改革，而是教育系统外的用人评价改革。应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形成走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同样是成功之路的社会观念。

　　持续推进系统改革，我们建议，不妨考虑建立全国范围的职业资历框架制度，有关部门将职业技能证书、发明创造与学历等一同作为制定薪酬体系和职级体系的重要依据，引导社会形成“不唯学历凭能力”“重视技术技能”的良好局面，从根本上破解焦虑，减轻负担，从而落实全面发展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市教育评估院职业与成人教育评估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