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高峰陆续来临，如何化解缺医少药难题

　　作者：梁嘉琳

　　近期，寻医问药难问题引发监管层关注，相关政策已经松动。

　　在药品可及性方面，12月19日，国产新冠治疗药物“阿兹夫定”在一度下架之后，重新在互联网平台上架。

　　在医疗可及性方面，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通知》，规定医疗机构可以为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符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居家的，在线开具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处方。这意味着，在新冠病例大幅增长期间，国家卫健委破例为互联网诊疗平台放开首诊服务。

　　防疫兜底保障，事关消费者信心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此后，各地纷纷取消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等人口流动限制，封控社区、小区陆续解封，无症状、轻症新冠阳性患者可以居家治疗。

　　不过，尽管各种公共场所扫码取消，但由于第一波感染高峰期的到来，很多地区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消费场所尚未较快恢复。

　　消费信心低于预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许多居民防治新冠疾病的就医用药需求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具体来说：一方面担忧在公共场所消费可能威胁健康。在管控措施取消之后，在公共场合被感染的概率加大，如果医疗救治、用药保障等没有及时跟上，便有进展到重症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是防疫相关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买不到药、看不上病唤起人们对2020年高致病性毒株的恐惧，导致很多人或者在N95口罩、抗原试剂、对症治疗药物等方面过度投资，或者遭受零售药店、“黄牛”中介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或者担心疫情严重后“封城”重新到来而转向避险性投资(如银行储蓄)，这些都将限制人们的消费力。

　　2022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615亿元，同比下降5.9%，相比10月份的-0.5%，同比降幅再次扩大。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央决定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恰逢其时，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在新旧政策转轨阶段，做好就医用药保障等防疫兜底保障措施，不仅事关捍卫公众健康，而且事关提振消费者信心。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会议特别提到，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实际上，奥密克戎变种毒株本身的危害并不严重，正如每一年的流感疫情并没有冲击严重经济和民生。在当下从防感染到防重症的防疫新阶段，也要防止出现新冠疫情以外的次生事件——对经济和民生的外溢性影响。

　　做好就医用药保障，关键是稳定预期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12月13日到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当前，北京市新增感染者处于快速增长期，但绝大多数为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目前在院重症危重症患者50例，多有基础性疾病。当务之急是支持北京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对此，笔者建议：

　　一是改善对医药产业链韧性的预期。12月以来，各地放开防疫管控出现“急转弯”。据笔者了解，多家制药企业与社会大众几乎同时知晓新政策，而扩大产能大约需要1~2周，以致投放到市场的许多中西药、抗原试剂出现阶段性短缺。

　　疫情暴发以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领导下，由各级工信(经信)部门牵头，各地建立《医药储备调拨应急预案》。一般来讲，启动应急预案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等级制定。然而，本轮防疫政策调整罕见地属于“降级”而非“升级”，对其后出现的阶段性感染峰值，各地明显预估不足。下一步，在应对后续的感染高峰期间，各地要基于本地的公共卫生应急水平(如适宜度、脆弱度)，充分评估防疫政策对医药物资需求量的联动影响，在签署保密协议的前提下，提前组织有关制药企业调配资源、扩大产能。

　　二是改善医疗资源受到冲击的预期。如果说医药物资可以在短期内补上，那么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则难以在短期解决。2020年，面对高毒性毒株，借助应急改造专项财政资金，各地大幅扩建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分院区。随着新冠病毒越来越“流感化”，甚至或将取消“按甲类传染病管理”，传统投资模式已不可持续。近期，一些地区使用城投债等地方政府信用募资建设方舱医院，如今这些方舱医院又面临被闲置的处境。

　　下一步，地方政府要扭转公共卫生投资“重物轻人”的倾向，将更多财政资金用于对一线医务人员提供补偿，特别是全面落实防疫补贴、津贴相关国家政策，最大限度减少医务人员流失率。凭借各地在感染峰值上的时间差，调动外地医师、退休人员、待毕业的住院医师等对重点疫区予以支援，确保新冠阳性医务人员稍作轮休，而不至于发展为重症。

　　对于已经建成的防疫设施，尽量不要“大拆大建”、重复建设，而是盘活存量资源。比如：鉴于许多医疗机构不具备设置阳性、阴性分区的条件，一是苏州等地在社区15分钟活动圈内，将既有核酸采样点改造为“发热诊疗站”，为患者开具相关药物，提供健康教育；二是在实施轻症、无症状阳性人员居家治疗政策后，北京等地将腾退出来的方舱医院改造为“简易发热门诊”，由区级三级医院的医生坐诊；三是一些专家建议，对于不具备居家治疗条件(如：城中村、筒子楼)的居民，可将部分方舱医院改造为“自助式医疗点”，配备极少量医务人员或护理人员，从而缓解社区交叉感染，确保全天候健康监护，畅通向上转诊通道。

　　三是改善对防疫物资充足性的预期。中国是布洛芬等退烧药的头号生产国，只要现有产量得到合理分配，不会造成用药难问题。长期以来，针对流感疫情、“流感化”后的新冠疫情，存在“藏药于国”“藏药于民”两种路线。选择哪一条技术路线，关键是评估集中储备的规模效益、分散储备的去中心化效益，并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安全性、经济性、便利性等指标。

　　当前，既然发烧等四类重点药物购买已经放开，就应该以“藏药于民”为主要路线，兼顾考虑遏制哄抬物价、倒卖药品等违法行为，建议对防疫物资(如：抗原试剂、对症治疗药物)在社区医疗、零售药店等渠道的流通实施“实名制”和“限购制”，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由地方政府向自主申报病情的居家治疗居民发放“防疫健康包”。

　　作为应急储备的补充，“藏药于国”应聚焦于具备对因治疗而非对症治疗的少数独家不可替代的药品，在关键时期投放市场，用于平抑价格和引导预期。只有当广大民众意识到防疫物资供应无忧，且政府会充分保障重点人群健康，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防疫物资投机行为的空间。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