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耕谈新作《为国争》：昔日的足球故事与永远的人物与时代话题

　　中新网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 高凯)回望一个昔日的足球故事，以三场比赛呈现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些不能被忘却的人与精神。

　　以作品《如果没有明天》和其影视改编作品《我是余欢水》为大众所知的作家、编剧余耕，于近期推出自己的小说新作《为国争》。

　　在这部小说中，余耕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背景，通过从乞丐到天才球员的小北，以及看似唯利是图，但拥有神秘身份的球队经理人余伯庸两位主要角色的经历，再现了中华足球队在亚洲球王李惠堂的带领下战绩斐然，在亚洲所向披靡的故事。

　　余耕日前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在谈到此次创作的初衷时，他表示，“《为国争》的缘起就是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的比赛，中国男足在这场比赛中输给越南队”。这个时刻，让余耕想起80年前的中国足球队，这支以一代球王李惠堂领衔的球队当年横扫亚洲，甚至在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上、面对世界强队英格兰，亦打出了自己的风骨……“在当时的境遇下，他们的表现如此令人震撼，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故事，把那群人记录下来，以更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值得被看到”。

　　据介绍，最初，余耕和朋友们计划将这段历史直接搬上大银幕，他们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剧情、查找资料，甚至已经组建了剧组。然而，因影视公司的拍摄计划受阻，项目被迫搁置。于是，余耕决定将这个故事写成小说。他坦言，电影剧本创作与小说有诸多不同，而相较而言，“小说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精彩的赛事、激烈的战事、悲壮的国事交相呼应，《为国争》不仅是一部讲述足球故事的小说，更是一部反映那个特殊时代社会风貌和家国情怀的作品。

　　在《为国争》中，余耕写了三场足球比赛，这三场球赛贯穿全书，关乎个人的命运，也连接时代的脉搏。从电影到小说的转变，反映了余耕在创作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他历史与文学融合在一起，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既真实又充满想象力的时代画卷。

　　余耕介绍，书中的三场比赛前两场都是真实发生的，第一场是发生在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华足球队战胜了日本队；第二场是1936年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中华足球队对阵英国，惜败。第三场比赛是虚构的，但是结合了历史真实事件“东江大营救”。

　　谈及创作中对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的平衡，余耕直言，根据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很多，例如金庸的《鹿鼎记》、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都是在真实的历史或历史人物里嵌套虚构的故事或人物。“我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为读者呈现一个更加真实、复杂的历史画面。这其中，个体在大时代中的能与不能，在命运面前的选择有着永恒的值得思考的意义”。

　　余耕的作品一贯非常注重小说的戏剧性和人物的多面性。他的人物塑造复杂而立体，在此次创作中，余耕虚构了小北和余伯庸两个主要人物，其中，小北从一个乞丐成长为民族英雄，余伯庸则是隐藏很深的角色，这种开放性的人物塑造使得小说更加引人入胜。

　　“小北是个与球队中其他人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物，他的出现增加了很多戏剧性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以这样一个人物反映那个时代底层人的命运和挣扎，希望他能承担更大空间上对人与时代命运关系的解读。”余耕说。

　　相较而言，余伯庸身上则有另一种“新”，这个有着隐藏身份的人物，在《为国争》的绝大多数篇幅中，都是被余耕“埋着”写的。“余伯庸身上一直有悬念，整个创作过程其实也很有意思，在创作之前把这条线设计好，整个写的过程中甚至都能感受到未来与读者的互动”。

　　谈及此次创作中面临的挑战，余耕直言是难以还原当年的足球技战术。由于年代久远，相关史料匮乏，他只能通过与老教练、老队员的交流以及自己的推测来进行模糊处理。“比如当时的足球比赛没有加时赛和点球制度，我在描述比赛时需要特别注意。另外像现在的一些阵型、战术打法，因为实在无从考据，我最终只能选择模糊处理，这种模糊处理并非随意杜撰，而是基于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尊重”。

　　在刚刚评选出的第六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十佳作品中，《为国争》名列文学类十佳。从荒诞而又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如果没有明天》，到兼具历史真实感和戏剧性的《为国争》，多年来，余耕的作品涉及众多截然不同的题材，他直言自己乐于尝试，不喜被“贴标签”，“贴上标签就等于给自己做了一个限定，其实我一直在不断地做一些变化，不仅是故事主题，我也不希望让自己习惯哪一种类型的语言风格，因为每一次主题不同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