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第一视角创作，看见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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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诸如《我在北京送快递》《赶时间的人》《在菜场，在人间》等劳动者自述式创作成果走进大众视野。《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劳动者的自我表达实则并不局限于文字，还有照片、话剧等多种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来自职业主体的创作图景。

　　1月27日，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收拾完后的张小满还是打开了母亲春香的“保洁日记”，帮她进行修改和誊写。2023年11月，《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出版，书中的主人公春香也逐渐有了书写的欲望，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女儿张小满承担了后期工作。

　　不止于文字的表达

　　有一位阿姨能说流利的韩语，有一位东北大哥就睡在商场厕所，有的商家会把剩菜送给保洁……2021年春节假期，张小满终于有时间和在商场做保洁的母亲聊聊她的工作，也获知了原来整洁的城市生活服务背后还有这样鲜活的人群。

　　“在我看来，我和母亲虽然职业不同，但都是从农村进入城市谋生的女性，在角色上有很多相似点，但这些年都忙着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缺乏深入的沟通。”出于这样的想法，喜爱写作的张小满决定将这位50多岁农村母亲在大城市做保洁的经历记录下来。

　　为此，母女二人展开了一场合作。张小满有时间就去帮春香做保洁，观察她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和身边的同事；春香下班后就和女儿交流今天发生的故事，在和出版社确定出版计划后，还负责督促她好好写作。“母亲就像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只有用她的视角去写，才能更真实、平等地表达这个群体的想法。”张小满说。

　　对于已经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定居的农民工摄影师占有兵而言，镜头则是他的“眼睛”。1月15日，第二届小火球纪实摄影奖获奖作品公布，占有兵的摄影集《东莞制造——转型》获得铜球奖，均来自他在这座制造业城市生活20多年来所拍摄的100多万张摄影作品。

　　“以前在车站可以看到，工人用化肥袋、胶桶装行李，看到陌生人笑得比较拘谨，现在的年轻人用专门的行李箱、行李袋，表情很放松地打游戏。”20世纪90年代末，占有兵从老家湖北襄樊来到长安镇，从电子厂工人做起，为了帮工厂拍宣传照拿起了摄影机，没想到摄影最终成为自己的职业，也记录了时代的变化。

　　在创作中“打捞”自己

　　对占有兵而言，即便自己已经不是流水线的操作工，但所拍摄的对象都是与自己同时代、同背景的人，“这就是我的生活，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在他看来，一代代的工人来了又走，自己的拍摄就是在“打捞”亲身经历。

　　“我写的并不是普遍的快递员，而是个人的亲身经历，都是真实事件和内心想法。”《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也向记者表示，是先有个人的创作欲望，后来才有这本记录他19份工作经历的非虚构作品集。

　　在成为快递员之前，胡安焉的身份是网店店主。出货量大的时候，自己每晚都要留下来整理发货，和一位相对固定的快递小哥对接。“他总是笑嘻嘻的，无忧无虑，我感觉他比我快乐多了，不像我愁眉苦脸。”胡安焉说，就是这个深刻的印象，让他离开网店后决定去送快递。

　　“快递员和大家的生活接触频次越来越多，但他们并不是投递机器。这些个体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想法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对胡安焉而言，写作是他得心应手的方式，能够让他将这些职业经历娓娓道来。

　　去年9月，罗雪芳与其他20多位家政工姐妹们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一家画廊，再次向公众表演了近百位家政工集体创作的身体剧场《分·身》。来自山西的家政工高冬梅来到北京，雇主和她说话时，她愣在原地没有回应。那是普通话第一次闯入她的世界，她分不清是电视机里面的人在说话，还是雇主在说话。这个故事成为《分·身》的创作起点，历经3年打磨最终完成。

　　在舞台上，家政工们要在流动中找到各种不同的相互依靠的方式，有的人在各种交叉的手臂间穿梭，有的原本陌生的手紧紧相握，衣服的胸口处写着“劳动最光荣”。作为剧场创作的全程参与者之一，罗雪芳认为，在这种设身处地的挑战中，大家逐渐理解了家政工真实的、劳动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样的。

　　被看见的重要性

　　尽管公开表演的机会不多，《分·身》的每次亮相都能收获来自观众的热烈掌声。据该剧场表演发起机构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梅若介绍，这些没有任何演出经验的家政工，休息日就带着自己的经验走进排练场。她说：“当家政工登上艺术舞台，同时登上舞台的还有她们的职业价值和生命尊严。”

　　和表演相比，文字对劳动者而言有更高的门槛，这也是胡安焉认为自己的书能够受到如此欢迎的原因之一。“出租车司机、快递员这类劳动者往往被认为没有文字表达能力，我当时的同行也确实是发语音居多。这样一来，第一人称视角的职业写作是罕见的，具备稀缺性。”胡安焉说。

　　张小满也总是提醒自己，要用白描化、场景化的方式去完成写作，否则仍然是“场外”的视角，而不是劳动者群体自身。她告诉记者，《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之后，看这本书的保洁员没有多少，母亲的同事知道自己在写作后，也只是慈爱地对她说：“你写吧，拿去卖钱！”

　　然而，对于母亲春香来说，她希望保洁员群体的领导能看到这本书，“挣钱和劳动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保洁员工作中接触的东西是脏的。希望领导看到书后多一些同理心，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春香说。

　　作为《我的母亲做保洁》的责任编辑，苏本坦言，非虚构写作并不算“新潮”，这几年的本土纪实作品也在不断充实，而劳动者自身的创作显得真实恳切，鲜少矫饰，读起来令人非常受触动，也确实更容易引发读者们的关注和讨论。她说：“如今，准作者们有了更多平台可以展现自己，他们自己和所在的群体，也有更多机会被看见。被看见是很重要的，多多益善。”

　　刘小燕

　　(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