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诗人”杜甫看诗歌主体性

　　□李少君

　　主体性概念是一个现代概念，自康德强调之后，成为西方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康德认为人因具理性而成为主体，理性和自由是现代两大基本价值，人之自由能动性越来越被推崇，人越来越强调个人的独特价值。根据主体性观点，人应该按自己的意愿设计自己的独特生活，规划自己的人生，决定自己的未来，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这才是人生的意义。在诗歌中，这一理念具体化为强调个人性，强调艺术的独特性。诗人布罗茨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说：“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但极端个人化和高度自我化，最终导致的是人的原子化、人性的极度冷漠和世界的“碎片化”“荒漠化”。

　　中国文化对此有不同理解和看法。在中国古典诗学中，诗歌被认为是一种心学。《礼记》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此解释：“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唯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人，能与天地合德”。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人是有觉悟的动物，人有灵觉。因为这个原因，人乃天地之心，人为万物之灵。人因为有“心”，从而有了自由能动性，成为了一个主体，可以认识天地万物、理解世界。以心学的观点，诗歌源于心灵的觉醒，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认识天地万物。个人通过修身养性不断升华，最终自我超越达到更高的境界。

　　诗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体性。中国古代诗人喜欢诗歌唱和雅集。这是因为，诗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沟通功能和公共功能，可以起到问候、安慰、分享的作用。古人写诗，特别喜欢写赠给某某，这样的诗歌里暗含着阅读的对象，也因此，这样的诗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是必然包含着他者与公共性的。中国诗歌有个“知音”传统，说的就是即使只有极少数读者，诗歌也从来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诗歌永远是寻求理解分享的。

　　诗歌是一种心学的观点，要从理解什么是“心”开始。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指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心，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既不是简单地指心脏，也不是简单地指大脑，而是感受和思想器官的枢纽，能调动所有的器官。我们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来调动，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所有感觉，都由心来指挥。

　　以心传心，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是可以感应、沟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诗歌应该以情感动人，人们对诗歌的最高评价就是能打动人、感动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钱穆先生认为：好的诗歌，能够体现诗人的境界，因此，读懂了好的诗歌，你就可以和诗人达到同一境界，这就是读诗的意义所在。

　　心通万物，心让人能够感受和了解世界。天人感应，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感应系统，感情共通系统。自然万物都是有情的，世界是一个有情世界，天地是一个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称：“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鸟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

　　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点，将他人及万物皆视为同胞。中国古典诗人因此把山水、自然、万物也当成朋友兄弟，王维诗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李白感叹“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称“水光山色与人亲”。

　　在诗歌心学的观点看来，到达相当的境界之后，所谓主体性，不仅包括个人性，也包括人民性，甚至还有天下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大诗人杜甫。

　　杜甫早年的“主体性”是非常突出的，他有诗之天赋，是天才般的神童，七岁就有过“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这样让人惊叹的表现。年轻的时候，杜甫意气风发，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也曾经充满自信地喊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对世界慷慨激昂地宣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欲倾东海洗乾坤”。杜甫不少诗歌中都显现出其意志力之强悍，比如：“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何当击凡鸟，毛雪洒平芜”，“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杀人红尘里，杀人在斯须”，何其生猛！即使写景也有“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何其壮丽！杜甫自己若无这样的意志和激情，不可能写出这样决绝强劲的诗句。

　　惜乎时运不济，杜甫的一生艰难坎坷，他长年颠沛流离，常有走投无路之叹，但也因此得以接触底层，与普通百姓朝夕相处，对人民疾苦感同身受，使个人之悲苦上升到家国天下的哀悯关怀，写下《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一系列著名诗篇，他以一己之心，怀抱天下苍生之痛苦艰辛悲哀，成为一个千古伟大诗人。杜甫的“人民性”，几乎是公认，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和思想，都认可这一点。由上分析，杜甫“人民性”是逐步形成的。

　　所以，诗人作为最敏感的群类，其主体性的走向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既有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充满精英的傲慢，也有可能逐渐视野开阔，丰富博大，走向“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一个“人民诗人”，杜甫就是典范。

　　(《羊城晚报》 2023年02月12日 版次：A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