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遭职场性侵致精神疾病认定工伤

崔丽丽的诊断证明。 本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商务宴请酒局中途，钱军(化名)给崔丽丽发去的微信信息。

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12月3日，崔丽丽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显示，去年9月23日出差杭州期间，崔丽丽入住酒店后被性侵，后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此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新京报此前报道，崔丽丽是天津某企业营销总监，性侵她的是公司老板钱军(化名)。2024年4月，钱军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之后崔丽丽到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历经4个多月收到这份《决定书》，崔丽丽说：“案件的刑事判决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这个工伤认定会让我活得更有尊严，证明我是因公受伤，公司需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12月4日，崔丽丽就职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部长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对于津南区人社局对崔丽丽的工伤认定是否申请行政复议，“我们正在讨论，一周之后给她一个答复。”

　　目前，崔丽丽正在跟公司确认停工留薪期。12月10日，崔丽丽告诉新京报记者，公司人力部长回复她“仍需要一两日等待最后大领导的确认”。

　　事件

　　女子被性侵后陷入“焦虑和抑郁状态”

　　性侵事件发生半个月后，崔丽丽无法继续在公司工作，她向直属领导请假在家休养。

　　经历失眠、频繁做噩梦，并觉察到自己精神状态不好后，她到天津的两家综合性医院就医，被诊断为焦虑和抑郁状态。但在医生问诊时，她始终无法告诉医生自己真正发生了什么，“被强奸”这个词让她难以启齿。

　　崔丽丽认为，自己被性侵以及因此受到的精神伤害均属于工伤。“事情发生在我出差期间，而且是在商务宴请中为了履行工作职责喝的酒。”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那场酒局上，钱军曾给她发信息称“你陪着多喝点”。

　　2023年12月，在性侵案件进展的同时，崔丽丽曾电话询问津南区人社局工伤申报流程，但被告知因涉及刑事案件，需等待案件结论认定后再来申请工伤。

　　根据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24年4月2日，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以强奸罪判处钱军有期徒刑四年。在民事赔偿方面，崔丽丽拿到经济损失3000元，这些钱是相关医疗费用和就医所需要的交通费。

　　4月18日，公司的人力部门通知崔丽丽，因未遵守公司请假制度且无故旷工，属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她被解除了劳动合同。这是事发后，公司与她第一次正式交涉。

　　同日，崔丽丽走进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她认为“公司需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人社部门

　　明确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性侵有关

　　崔丽丽告诉记者，第一次到津南区人社局申报工伤时，她被告知，抑郁、焦虑的诊断和治疗需要在人社局指定的三安(安定、安宁、安康)医院诊断。而此前，她只在综合性医院的精神科问诊。4月23日，崔丽丽重新到天津市安定医院接受治疗。

　　7月9日，经过两个半月12次的治疗后，经专家会诊，崔丽丽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一周后，崔丽丽带着诊断证明到津南区人社局申报工伤，津南区人社局向其出具了工伤受理通知书。

　　9月3日，崔丽丽接到了津南区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的通知。通过电话询问，她得知需要先到人社局进行“伤与非伤鉴定”，即鉴定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否为性侵事件直接导致。因鉴定专家可预约的时间不确定，暂时中止认定时限。

　　经过再次鉴定，11月7日，崔丽丽收到“伤与非伤鉴定”结论通知，明确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性侵事件有关。针对这一结果，人社局询问公司意见，公司未对此提出异议。

　　直至12月3日，崔丽丽收到了津南区人社局的《决定书》。津南区人社局认为，崔丽丽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十四条(五)项之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被认定为工伤后，崔丽丽联系公司确认停工留薪期，公司称将在12月10日给予回复。12月10日，崔丽丽告诉新京报记者，公司人力部长回复她“需要等待最后大领导的确认”。

　　崔丽丽称，她不认可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她认为自己没有违反公司请假制度，也没有旷工，在停工留薪期确认后，将就被公司辞退一事提起劳动仲裁。

　　专家说法

　　当地人社局对“伤害”的理解符合立法本意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姜颖表示，在目前的工伤认定中，很多精神类的疾病很难判断跟工作有无关系，但在此案中，女员工的发病原因比较明显，有证据证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性侵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就可以认为是在工作期间受到侵害。在《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门类的划分中，也包含了精神科目，应当认为只要伤害结果与其受到的暴力伤害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符合认定工伤的要素。

　　姜颖认为，此案件中，当地人社局对“伤害”做了扩大式的理解，对于工伤的认定，“是有进步意义的。”

　　姜颖进一步解释，从狭隘角度理解，在现有的工伤认定中，典型工伤是指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受到事故伤害或意外伤害，比如交通事故、砸伤等。而在此案中，性侵犯罪能否等同于事故伤害？姜颖认为，当地人社局认定了员工在出差工作期间遭遇刑事犯罪，也是一种事故伤害。

　　对此，姜颖表示，“当地人社局的认定中对‘伤害’的理解，是更符合立法本意的。工伤认定以及《工伤保险条例》这个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保障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或者进行与工作相关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等。”

　　另一方面，姜颖认为，职场性侵事件中，雇主利用上下级的职场关系对下属进行性侵，对女职工的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种认定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曾代理过多起职场性侵官司，在她的经验里，职场性侵的维权本身存在困难，在此案件中，“崔丽丽打赢了性侵官司，她是幸运的，被性侵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能被认定为工伤，也是一个突破。”

　　新京报记者 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