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癌症共存需要强大的心理、家庭支持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开设在复旦肿瘤医院里的“冷门”科室心理医学科，竟然会“火”。通常来说，一家以肿瘤治疗为特色的医院，并没有必要开设心理科这样的学科，从表面上来看，心理健康对肿瘤患者的康复没什么好处。

　　但现状是，肿瘤医院的心理医学科，也要排队了。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2019年年报显示，在我国，平均每分钟就有7.5个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这其中，大约有30%-50%的癌症患者会出现心理问题。国际研究数据表明，约20%的肿瘤病人存在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发生率为普通人群的3倍以上。

　　2020年前后，一些有先见之明的肿瘤医院开始探索成立心理科，以此来帮助癌症病人减轻心理负担，摆脱情绪困扰，改善生活质量。

　　“我自己就是一名医生，我以为我会很坦然地接受患癌的现实，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王柚(化名)也到复旦肿瘤医院寻求心理科医生冯威的帮助。她在罹患乳腺癌后，能清晰地与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分期以及治疗方案等，做B超时，她还可与影像科医生讨论病情，针对可能出现的乳腺癌肺转移问题，她也能清楚地给自己描摹一个大概的未来。

　　在大多数人眼中，她是一个“专家型、理性型”患者，她甚至还能针对自己的疾病登录各种学术论文网站，找到最新的治疗手段和探索，并把相关论文打印出来与医生探讨。心理疾病，是最不可能在她身上出现的疾病。

　　但这，实际上都只是表象。她会因为一点点细微的影像变化，担心自己是否出现了肺转移问题，并因此整晚睡不着觉，半夜里会觉得已经被切除的恶性肿瘤细胞正在逐步逐步吞噬她的其他器官，甚至能感觉到细胞的移动。

　　她像正常人一样，每逢寒暑假就和丈夫、孩子一起出去旅游，不定期地还要往海外跑跑。

　　丈夫大大咧咧地同她开玩笑，亲昵地称呼她“呆呆”，她会受不了，觉得这是对她的一种轻视；孩子出去玩儿时没有尽兴，想要晚上继续逛逛旅游购物点，但她吃不消、不愿意去，丈夫就带着孩子独自去逛了，她也会受不了，觉得他们根本就是把她一个人扔下了；她与丈夫讨论自己的病情，丈夫宽慰她“你这个病已经是慢病了，不要紧的”，她又受不了了，她觉得这是一句轻飘飘的话，而自己正在承受“此生迄今为止最大的痛苦”——化疗脱发、吃药想吐。

　　“我其实过得很不好，但大家都把我当成一个正常人一样看待，除了手术那几天，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温柔对待。”柚子说，自己现在能感知到心理有些变化，别人正常看待她，她不满意，别人区别对待她，她也不满意。总之，就是怎样都不开心。

　　记者注意到，随着乳腺癌等疾病的治疗手段、方式越来越先进，“与癌症共存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了大多数患者患癌后的生存状态。但在这个状态下，很多人缺少必要的心理支持。简单而言，他们一方面要对抗病魔、担心疾病复发转移，另一方面还要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带娃、与家人相处。

　　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患癌后，一个人的生活表面看似波澜不惊、没有变化，但他们的心里煎熬万分。

　　心理专家把癌症病人的心理状态变化分为5个时期，起初是紧张和焦虑，第二阶段开始逐渐从否认到认可，第三阶段病人出现委屈、怨恨的情绪，第四阶段开始失望和挣扎，第五阶段病人产生对死亡问题的困扰。

　　复肿心理科医生冯威告诉记者，随着部分癌种10年、甚至20年生存率的提高，当前处在第一、二、三阶段的患者越来越多。他们既要接受定期的治疗，也要过好当下的生活。

　　胡晶(化名)两年前在新西兰确诊乳腺癌，为此，她和丈夫放弃了在新西兰的工作、房产等，搬回老家江苏南京专心治疗。在复旦肿瘤医院经过乳房切除和重建手术后，她长期失眠。

　　“我爱人属于比较平静那种，但她整夜睡不着觉，平时话不多，感觉她心理压力很大。”小胡的丈夫告诉记者，自己已经陪同爱人看了不少心理门诊，最有效的还是夫妻共同参与的工作坊，“我们俩平时话都不多，我也不擅长开导别人，在医生引导下，可以和病友、病友家属一起聊聊，心胸开阔了很多”。

　　他和小胡都是30岁出头的年纪，小胡回国后专心治疗，没有再找工作，而他自己也在逐步适应国内工作节奏和生活的过程中，“其实两个人都不太好过，都有心理治疗的诉求。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重心变成了治病，其实她的病情控制得不错，我想我们应该要回归生活的正轨，不能心里总想着这病”。

　　为此，他带着妻子一起驱车从南京到上海来参加伴侣沟通心理工作坊。“我在想，这样的工作坊应该多一些，目前只有上海有，但其实国外这种工作坊还是挺多的。会给我们家庭带来不少益处。”小胡的丈夫说，妻子近期在定期心理治疗的帮助下睡眠情况有所好转，他自己整个人也感觉轻松很多，“毕竟大多数家庭只是一个人患癌，两个人不能都倒下，总有人要养家”。

　　冯威告诉记者，伴侣沟通工作坊开办起来费时、费力，每次活动耗时3-4个小时，目前尚未有其他医院开设这项专门针对癌症病人的心理治疗项目，而报名参与活动的，大多数都是30多岁、40多岁的中青年患者，学历普遍较高，且对未来生活仍充满希望，“一方面这个年纪的人群思想开放、活跃，他们能接受工作坊这种形式，也对心理治疗有所期待；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好好生活下去的需求非常强烈”。

　　“我的女儿才1岁多，我还要努力打拼、还想创业，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马晓(化名)也带着丈夫一起来参加工作坊，她的目标不是给自己做多少心理治疗，而是帮助丈夫从“不爱聊天”的困境中走出来，“他宅家、内向，但我其实很愿意与他多聊天、多抱抱，也希望他能主动多与其他人沟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