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非洲儿科医生黄楠：“这份经历是一生财富，我无怨无悔”

　　中新网成都11月26日电 题：援非洲儿科医生黄楠：“这份经历是一生财富，我无怨无悔”

　　记者 王鹏

　　“两年多的援非经历，不仅让我走得更远，也让我看得更远，足以作为一生的精神支柱。”近日，谈及在安哥拉的经历，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科医生黄楠告诉中新网记者，援外经历对自己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在四川省，自1976年4月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前往莫桑比克后，47年内四川相继向阿联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瓦努阿图、东帝汶、瑙鲁、安哥拉等9个国家派遣85批医疗队，累计992名队员，诊治患者700多万人次。目前，四川是我国唯一承担向葡语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的省份，也是全国派遣医疗队所赴国家数最多的省份。

　　作为四川援外医疗队的一员，黄楠今年38岁，于2019年6月到2022年4月在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作为当地医院的儿科医生开展医疗援外工作。因为新冠疫情的突然出现，原本两年的援外任务延长至将近三年。

　　出发：从“义无反顾”到“触目惊心”

　　2018年的一天，黄楠得知医院“有一个援非的事情”，当时他并不知去哪个国家，需要哪门外语，抱着“锻炼一下”的想法，征求家人意见后，义无反顾报了名。报名后才得知，目的地是安哥拉，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而当时，他甚至不会一个葡语单词。

　　要顺利完成援外任务，必须先过语言关。报名完成后，黄楠和四川援外医疗队的队友们一起，在成都接受了7个月的葡语培训。同时，他还学习了财务管理知识，因为除了作为儿科医生，还要兼任医疗队会计。

　　抵达安哥拉的那天，阳光灿烂，空气是干燥的，与温润的成都不同。“我有些激动，一年多前被组织遴选为支援安哥拉的儿童医生，是倍感光荣的。”事后回忆与安哥拉的初次相遇，黄楠在微信朋友圈中这样写道。

　　出发前，黄楠就得知安哥拉出生率很高，但医疗条件较差，特别缺少儿科医生，因此自己早已“磨拳霍霍”，准备大干一番。但才到安哥拉不久，他就被现实“上了一课”。

　　2019年12月的一天，医疗队半夜接到电话，一位华人儿童突发抽筋和惊厥，急需看诊，正往医院赶。“原本抽筋和惊厥是很简单的事，最佳的救治是尽快、就近找个医院处理”，但黄楠没想到，患儿居然是被亲属驾车从相距几百公里的城市送来。

　　凌晨3点多，患儿终于抵达医院，黄楠心惊了，“呼吸都没了”，惊心动魄的抢救随即开始。但因路上耽误了太多时间，经过40多分钟的抢救，孩子还是走了。黄楠极其懊恼，也第一次认识到医院条件的落后，抢救室甚至没有复苏囊、吸痰器、气管插管等各种抢救物资和药品……

　　正式开始工作后，安哥拉的医疗卫生条件更让他触目惊心。黄楠工作的医院虽在首都罗安达，但比较偏僻，离市中心远。第一天到医院，他居然看到医院外面的泥土地上躺了不少患者，很多家属仅裹着一张毯子躺在地上抱着小孩等待就诊。“第一个急诊班，24小时内医院就夭折了8个孩子，最多的是营养不良、贫血和疟疾。”

　　日常：“看不完的病人，开不完的处方，说不完的话”

　　虽然去之前已在国内培训了几个月葡语，但真到了语言环境中，必须得能沟通才行。黄楠原本性格较内向，为了尽快适应环境，只能拼命与身边人练口语。“当地人口音很重，我必须反复听，反复练”，黄楠打趣道，经过一段时间的“厚脸皮”，自己逐渐外向了起来。

　　经过反复训练，很快他就可以独立值夜班。他逼着自己写了很多东西，每天记忆、背诵，更重要的是专业词汇，“比如抢救的时候，我想要的东西，这些必须脱口而出。”

　　随着工作的开展，黄楠逐渐发现，当地患者数量极多，“尤其是进入雨季后，因为疟疾患者增多，患者数量明显翻番”。尤其令他印象深刻是工作时间——连续24小时，早八点到第二天早八点，除了吃饭，没有其他休息时间。

　　“看不完的病人，开不完的处方，说不完的话”，这是黄楠当时的状态。除了要接诊当地非洲患者，中国援外医疗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接诊在当地务工的中国同胞，“罗安达很多基建项目都是中国企业承建，当地有很多中国人、华人”。

　　生活方面，停水停电更是“家常便饭”。“我们到达罗安达时是旱季，立刻就遇到了停电停水。最久的一次接近一个月停水，大家没办法洗澡、洗脸，喝水也极不方便，只能靠购买水车送的水，或去超市购买昂贵的瓶装水。”

　　停电后，自然没有网络，黄楠在医疗队兼任会计，定期要上传财务信息，只能打乱作息，利用有网络的“窗口”加班工作。“更难受的是，停电时不能跟国内家人及时联系，尤其比如知道家里有事，但又老上不了网，连主意都没办法出的时候，最为着急。”

　　意外：新冠疫情突发“共克时艰”

　　后来的事情，人们已经知道了。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远在非洲的援外医生们，也遭遇了新的麻烦。

　　“当时安哥拉也经历了口罩紧张，天价。”黄楠回忆，后来中资企业给医疗队捐赠了口罩，帮助他们度过疫情高峰。像许多疫情中的医生一样，他们要在炎热的非洲穿着防护服上班，“热得不行，脱了防护服后，鞋子里面都是湿的。”

　　疫情在安哥拉暴发后，医疗队员们只能在医院的院子里待着，挺枯燥，黄楠选择运动来消磨时光。加上工作强度大，两年多下来，他竟减重50斤。“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在安哥拉到底感染过新冠病毒没有，”黄楠说，自己曾出现过高烧症状，但没测核酸，“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反正各种高热寒颤、‘水泥封鼻’、嗅觉丧失的症状都体验过了，最后自己也康复了。”

　　但黄楠说，给非洲的患者看病，自己一直能收获精神上的满足。“当地人对医生特别尊敬，医生在当地社会的地位也是极高的。”尤其是当病人出院，反复向他道谢，那种淳朴令他感动。回国时，一位非洲患者甚至嚷着要跟他一起回中国。

　　难忘：“我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命”

　　在安哥拉两年多，黄楠诊治、手术的患者数以千计，但最让他难忘的，是一次在汽车内的急救。

　　2021年5月的一天，他和两位华人朋友出门加油，老远就看见一个男人抱着孩子翻越隔离带。走到跟前时，男人拦下了黄楠的车，哭着哀求救命，希望能搭车去医院。

　　历史似乎在此刻重演了。黄楠注意到，男人怀中的小孩正在抽搐，他一下想起之前未抢救过来的华人儿童。“那个华人小孩多半是持续不断的惊厥引起了脑损伤、呼吸衰竭、心力衰竭、分泌物阻塞气道等情况，最后导致了呼吸与心跳的停止。”

　　当小孩被抱上车，黄楠马上表明儿科医生的身份，并观察询问病情。结果孩子突然瘫软，呼吸心跳都消失了，孩子父亲立刻咆哮起来。黄楠一边喝止住情绪激动的男子，一边对孩子进行胸外科心脏按压，司机朋友更是打着双闪鸣着喇叭往医院冲。

　　当时，狭窄的车厢内，男子的惊呼和哭泣声、汽车喇叭声夹杂在一起，黄楠只是在持续按压。“我拼了这条命也要把孩子救过来，我不想再让历史重演了。”幸运的是一分多钟后，孩子一下把喉咙的分泌物咳了出来，呼吸心跳也回来了。

　　“我明显感觉到他气道分泌物多，很多场景就和第一次那个华人小孩一样，只是这次我把他救过来了，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命。”时隔两年多，回忆这段抢救经历，黄楠用“天意”来形容。

　　回国：看到“成都”两字泣不成声

　　2022年4月，经过疫情长时间延阻，黄楠和队友们终于可以回国了。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出来越久，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想念就越发浓烈。”

　　黄楠有两个小孩，离家时一个还没上幼儿园，一个刚上幼儿园，“其实家里的事情非常多，我的离开，让家里人承受了更多，尤其是我老婆很辛苦，她也在上班，还是单位骨干，她的支持和理解我非常感动。”

　　黄楠手机里一直有一张照片，他在安哥拉期间常常自豪地分享给大家——那是女儿幼儿园的一份作业“全家福”。由于无法出现在画面里，黄楠请了一位“P图高手”把他的近照也“P在上面”，完成了作业。

　　“当时我们回成都坐的四川航空，听着亲切的四川话，我终于确信自己要回家了。”黄楠回忆，“当飞机终于抵达双流机场，看到成都两个字，我一下就哭了。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但我只喊了一声妈，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参与援外医疗工作。”谈及未来，黄楠笃定地告诉记者，两年多援非经历，自己战胜了疾病和寂寞，学会了在简陋困难的条件下履行医生的天职，也为祖国争得了尊严和荣誉。“援非对我是一个锻炼提升的过程，我无怨无悔。未来的日子，如果国家需要，如果家庭支持，我想，已经成长了的我，还是愿意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