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的千里西行

　　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安乐古城南边的废弃佛塔下，一位农民发现了一个陶瓮，瓮里装着几卷佛经和古籍文书，其中有一张残页最引人注意，它起于“是岁刘备帅军伐至巫山秭归”，终于“敕诸军但深沟高垒”，写的是三国时期吴主孙权的故事。

　　残页出土后，考古学家郭沫若将之与传世的宋代刊本《三国志》比对，除了七处文字上的细微差异外，整体内容完全一致，此后又有机构做了纸张年代鉴定，最终得出结论——这张残页，出自一本诞生于公元265年至420年间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三国志》写于公元3世纪末，这说明在陈寿写完后不久，它就传到了新疆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在新疆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二十余年的陈凌说。

　　这份抄本使用的纸张和字体都颇为讲究。陈凌说：“它的纸张尺寸是当时中原地区标准的一尺大小，使用的字体则介乎于楷书和隶书之间，也就是说，它大概抄写于魏晋时期字体产生转变的年代。”

　　实际上，新疆不止出土过这一份《三国志》抄本。1909年，北魏时期写本《吴书·韦曜华覈传》出土；1924年，晋写本《吴书·虞翻传》《吴书·虞翻陆绩张温传》出土；1965年，晋写本《魏书·臧洪传》和《吴书·孙权传》出土……一共六份抄本，证明了这部历史巨著在当时的西域也颇受重视。

　　“《三国志》是正史，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抄写，所以它应当是通过官方途径传入新疆的。”陈凌说，“安乐古城南佛塔出土的这份残本对于我们研究汉字的发展，是一份很好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它在边疆地区的出土，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传播范围之广，对理解中华文明一体有很大的意义。”

　　数千年来，随着商人和士徒往返于中原和西域，两地的文化也在不断交融。气候干燥的吐鲁番盆地，留存下许多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交往的文献佐证，其中便有《论语》《千字文》《仓颉篇》这些随处可见的启蒙教材。

　　20世纪60年代，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M363出土了一件《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这是一位名叫卜天寿的学生的课堂作业，他在纸上还写了几句俏皮话，请求老师早点儿放假：“写书今日了，先生莫碱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从残卷的抄写内容可知，卜天寿的课本不仅有《论语》，还有《千字文》，虽然他只有十二岁，但字体工整有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

　　“比如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也是大概魏晋南北朝后期就传到新疆了，它是通识教育的读本，传播得更快，”陈凌说，“能够把中原的这种基础教育内容同步传到这个地区，意味着当时的中央政府可以有效治理新疆，如果做不到有效治理，那么这东西是不会这么快传过来的。”

　　如今，在安乐古城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和卜天寿所抄写的《论语·郑玄注》都被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将千年前书卷与文化的千里西行故事，讲给如今的观众听。(《中国新闻》报作者王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