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是她们撑起了今年的奥斯卡

　　今年奥斯卡提名掀起的第一轮是非围绕着“女性”，因为《芭比》落选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提名。整体保守的选择和漫长的前哨评选使观众陷入疲倦：最佳男主角将毫无悬念地在《奥本海默》的基利安·墨菲和《留校联盟》的保罗·吉亚玛提之间产生，执导《坠落的审判》的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很可能难以突破马丁·斯科塞斯、克里斯托弗·诺兰和欧格斯·兰斯莫斯这群老男孩的“封锁”，很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期待揶揄美国族裔政治的荒诞喜剧《美国小说》爆冷成为最佳影片，但那更近似于“不可能任务”的玩笑。在最初的风波过后，今年奥斯卡奖最后的悬念仍围绕着“女性”——对于其余奖项成为乏味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仅有最佳女主角这个单项仍充满不可预测的戏剧性。终究，还是靠女演员们撑起了今年的奥斯卡。

　　关于今年表演类四个奖项的提名，英美的主流评论认为，占到全部提名七到八成的白人演员垄断着似曾相识的角色。在去年奥斯卡颁奖批处理地奖掖了亚裔演员后，今年《过往人生》的主演格蕾塔·李没能出现在最佳女主角提名中，好莱坞整个体系隐形的结构性的族裔不平等仍是顽固的。在韩裔剧作家席琳·宋自编自导的《过往人生》里，40岁的格蕾塔·李在入行多年以来第一次出演了女主角，她在采访中反复提到的一句话：“《过往人生》让我有机会演一个以往通常由白人女演员出演的角色，一个经历了成长和取舍、面对不同选择而怅然若失的女主角，也可以由亚裔来出演。”

　　在电影《音乐大师》中扮演了伯恩斯坦夫人菲利西亚的凯瑞·穆里根，第三次被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美国版《时尚》杂志在最新一期的特稿里形容，这是好莱坞工业的惯性选择。凯瑞·穆里根和她扮演的菲利西亚，恰如格蕾塔·李总结的：总是白人女演员在扮演的，经历着成长和取舍的女性。镜头前发光的女演员，扮演压力重重婚姻里下沉的传奇女性，总在内心四分五裂后，自己把自己黏贴起来承担责任。凯瑞·穆里根或因《可怜的东西》而呼声更高的艾玛·斯通，都是好莱坞明星制打造的优等生。她们的“优质”是可以用规律化的技巧“养成”的。

　　给美国银幕的表演带来新鲜感的反而是一位四次提名却都没有得奖的老演员，也就是《奈德》的女主角安妮特·贝宁。贝宁今年65岁，在过去的34年里，以《致命赌局》《美国美人》《成为茱莉亚》和《孩子们都很好》四获提名，每次都失之交臂，美国影评界曾有分析认为，贝宁更多地活跃于剧院和舞台剧，这使得她在奥斯卡评选中屡受压制。贝宁这次主演的《奈德》是一部传记片，女主角戴安娜·奈德在60岁时重拾年轻时代未竟的心愿，从古巴游泳横渡160公里海域抵达佛罗里达，在64岁这年，她以52小时54分钟完成了这项壮举。主演和传主同龄，使得艺术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充满情感张力的互文。而贝宁在镜头前的行动和形态都低微得趋于“零度表演”，当她和原型一起出现在片尾的花絮画面上，她让观众看到最好的表演是比纪录片更像“家庭影像”，她演出了一则壮丽传奇背后的沉默的固执，她的质朴和坚硬，在浮华腻味的好莱坞模式化表演之外辟出海阔天空。

　　德国演员桑德拉·惠勒在《坠落的审判》中的每一场戏，都可以让好莱坞的演员们刷新对“表演”的想象和认知。电影里惠勒扮演的女主角在庭审时发表了一段自我辩护词，她质问检察官和作证心理医生对她的婚姻、感情的武断概括，她用冷静但颤抖的声音说出，生活的真相，亲密关系里的真相，不是言语所能概括的。那是杜鹃泣血的段落，惠勒的表演和特里耶的拍摄方式奇异地组合在一起，特里耶以来自男性作家电影的传统，冷峻地白描一段“杀夫疑云”，而惠勒的表演呈现了肉身凡胎的痛苦和表达体系之间的裂隙。惠勒是横跨欧洲电影界和剧场的女演员，她的能力不需要奥斯卡证明，她出现在银幕上，是奥斯卡的加分项。

　　当然，最有希望创造历史的还是《花月杀手》的女主角莉莉·格莱斯顿，一位37岁的印第安原住民演员。原住民要怎样出现在美国的大银幕上？原住民怎样演原住民？今天的原住民怎样通过表演唤回消失在历史中的先人们？莉莉·格莱斯顿在斯科塞斯的镜头前给出了安静且充满力量的回答。《花月杀手》最动人的段落出现在男主角第一次受邀去女主角莫莉家中作客，夜晚暴雨忽至，男人想要关窗，女人说，坐下来，我们一起坐着听雨。白人男人手足无措，抓耳挠腮，印第安女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随后，又安静地凝视前方，看着画外的镜头——我们知道，镜头后面的导演斯科塞斯，也是白人。评论家理查德·布罗迪说，这个场景是《花月杀手》的灵魂所在，格莱斯顿和她扮演的莫莉，不再是存在于白人凝视和讲述中的客体，她们以安静的视线夺回了印第安人在美国历史中的主体性，尽管她们的主体性在画面上表现为沉默，这“沉默”震耳欲聋。在《花月杀手》的故事里，幸存的莫莉仍是沉默的。那么若干天后在奥斯卡的舞台上，格莱斯顿会有发声的机会吗？

　　最佳女主角归属的悬念，既有表演的专业之争，话题又在表演之外。

　　文汇报记者 柳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