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桃”与“旧符”

　　春节在古代称“元日”。元日就是首日，一年中的第一天。每到这一天，人们就习惯吟出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首短短的七绝诗，包含了放爆竹、喝屠苏酒、换春联和迎春仪式等华夏文化传统。这是诗意的元日。

　　诗里的每一个词都蕴藏着深深的文化底蕴。放爆竹是为了驱鬼辟邪；屠苏酒是用紫苏叶子泡出来的酒，宋人有喝饮子的习惯，饮子是用各种草药泡出的饮料，喝屠苏酒意味着去除污秽和陈腐；挂桃符则是祈求门庭清净，防止鬼祟入侵。按照这一习俗，才进腊月，北宋时的东京就忙碌起来，满街市都在卖五辛菜，即韭菜、薤菜、芸苔、胡萎、蒜等富含辛辣味道的蔬菜，这是五种能使五脏之气顺畅的食物，意在修炼形体。此外还有卖生菜、薄荷、兰芽、胡桃的，生菜取谐音“生财”，兰芽意指蓬勃，薄荷取意清凉，胡桃寓意长远。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街上还卖一种“撒佛花”，这是宋时的叫法，今天已不知演变成何名称。宋人用文化装饰着元日，街头处处设着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的摊子，有卖“财门钝驴”的，这是招财的门贴；有卖“回头马鹿”的，这是商家赠送顾客的吉祥贴画，寓意“回头客”；还有“天行帖子”，这是可以焚化的祝词。

　　除夕是旧岁的告别、新岁的到来。孟元老记叙说，宫中举行“大傩仪”，有执事戴着狰狞的假面，穿着彩色的服装，手持金枪龙旗，又有人扮成驱鬼的镇殿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神、灶神，共同舞之蹈之，演出一场驱鬼的闹剧。这一队人马在宫中表演完毕，并不停歇，直出宫门，把仪式演绎到民间，在风俗上叫做“埋祟”。

　　此刻，民间万家欢腾，备下酒菜迎神送神，把“灶马”贴在炉灶上，用酒糟涂抹灶门，叫“醉司命”，在床底下点上灯烛叫“照虚耗”，如果赶上雪天，就堆雪狮、装雪灯。最重要的就是贴门神、挂桃符，在桃木板上分别写上“神荼”和“郁垒”，就是当年的门联。宋时的元日是人与神共同的节日。

　　传统文化的发端都是神祇文化，它是一切文化的母体。元日展现的是中华文化的绵延。我们的祖宗认为桃木能驱鬼，于是画“符”于桃木之上，谓之“桃符”。最早的桃符记载见南朝梁人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这是最初的模式，门上挂的符是鸡的图案，只在旁边挂上桃木和苇索即可。

　　元日到来，从“千门万户曈曈日”开始，“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这里我们碰到两个陌生的古代习俗，“敷于散”和“却鬼丸”。“敷于散”是魏晋时期的中药名，该时期的人习惯服食散丸，以为时尚，“敷于散”是用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调和成的散剂。“却鬼丸”则是一个书生驱鬼的物质象征。一系列的物象都为着一个文化现象服务，于是就有了元日的仪式，那天长幼皆穿整齐的衣帽，依次拜年；喝椒柏酒、屠苏酒、用桃煮的水；吃麦芽糖，表示粘住嘴不乱说话；吃五辛菜以舒五脏之气，服“敷于散”“却鬼丸”以阻不祥。饮酒从小孩起，依次进行。

　　然而，王安石的《元日》诗绝不仅仅是一首咏春的诗，它有着更深的寓意。这首诗写在1069年，那是宋神宗熙宁二年。当时北宋的财政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库帑空虚，朝廷仍然面临巨大的财政支出，西北边防用兵要用钱，官员巨大的开支需要钱，宋神宗已经无钱可用。司马光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节流，但节流不是增加国家财政储备之道。窘迫之际，宋神宗想到王安石，当时王安石在淮南东路(今江苏省)几个地方任职，创造的水利法和贷钱帮助贫困耕农解决春耕困难的施政，颇得当地民心。神宗希望借助他的经验帮助国家度过财政危机，于是召他入京咨询国策。当时王安石只是知江宁府，是没有资格到皇帝跟前进言的，神宗在延和殿破格召见王安石，史称“越次入对”。神宗很客气，对王安石说：“朕须以政事烦卿。”王安石的回答很自信：“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神宗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随后王安石给神宗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一个政治约定，紧接着就拉开熙宁变法的历史大幕。

　　进入熙宁二年，王安石写下这首《元日》，诗中“旧符”暗喻朝廷的旧制度。旧体制必须用新体制取代，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这是贴在国门之上的“新桃”，王安石以改革家的勇气为北宋的门庭贴上这副对联。很快他就遭到守旧派的阻击。还是在延和殿上，他与司马光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显然是一个静止的观点，他没有看到“天地百物”的生产发展与增值。王安石直接回怼：“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他是说，只要善于理财，民众不用增加赋税，国家的财帑也可以富饶。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观之争。王安石的方针就是改革旧体制。继而有人反对，说那些法度都是先皇定下的，不可更改，更改了就是对祖宗不敬。此话一出，连神宗都犹豫了。王安石对神宗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在大声呼吁，不要畏惧天神，祖宗的治理方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则，更不要担心人们的议论，按照一个目标勇敢地走下去，一定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王安石的这首诗本为《除日》，后被传抄者改为《元日》刊行。之后王安石又写出一首《除日立春》，是和别人而作，诗曰：“犹残一日腊，并见两年春。物以终为始，人从故得新。迎阳朝翦彩，守岁夜倾银。恩赐随嘉节，无功只自尘。”这首诗更清晰地表达出辞旧迎新的喜悦。就在这首诗发出两个月后，他推出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宋史专家刘子健称它为“国家财政计划委员会”。紧接着出台了“青苗法”，刘子健称它为“农业贷款”。这就是王安石的“新桃”。

　　难怪《元日》诗被岁月青睐，从它诞生迄今千年间，每逢新岁到来老幼皆诵，人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明天，看到一个“曈曈日”的明天。九年后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他的新政被废弃。这里边有新法执行上的问题，有权贵为着自身利益的诋毁，有一群影响力巨大的朝廷名臣的不合作，但仍为历史上一次伟大改革留下了文化遗产。

　　齐鲁晚报 孙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