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文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上）｜道中华大讲堂系列之①

　　“一件三米多高、有1500年历史的北齐菩萨雕塑，几十年来就在南城墙的墙根下站着，作为院长，每当看见我的心仿佛在滴血——让这么好的艺术品、这么好的文物站在外面，他的脸色都不好了。我们赶快把他送到文物医院修复以后，陈列出来，脸色也变好了，所以文物是需要尊严的！”

　　11月30日，首场“道中华大讲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讲，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在讲座上深情地说。

　　“道中华大讲堂”约请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文化名流举办公开讲座，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和感召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本文节选自单霁翔先生在首场大讲堂上的演讲。

文化的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至少有8处提到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其中，就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我最关注的有两条：

　　第一，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其实人类注重保护人与自然的文化遗产，经历的路程并不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关注自己国家那些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当它们受到威胁时，会举全国之力，甚至求助国际社会来进行拯救。

　　20世纪50年代末，埃及要和邻国建造一个大型的水坝，叫阿斯旺水坝，水库的建设将使历史悠久的努比亚遗址被淹没。

　　当时埃及政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就求助国际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动五十多个国家参与这项保护工作。最终，工程技术人员把这些古遗址编号以后分解，抬到相应地形的高度，最高的上升了一百多米。阿布·辛贝勒神庙得以延续，努比亚遗址得以保全，阿斯旺水坝得以建设。

　　在长达数十年的保护行动中，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越来越牢固的理念：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这促进了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

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

　　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当时，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国都有很多世界遗产，我们没有，甚至对这个概念都不清楚，直到1987年才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长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周口店遗址、故宫，敦煌莫高窟，还有泰山。虽然只有6项，但是对我们原有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过去文物部门保护泰山，列入保护的项目只是那些古建筑群、摩崖石刻等，后来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这些摩崖石刻和背后的山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些摩崖石刻上面的内容跟整个泰山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于是就把整座山申报了，当时在国际社会还没有这种做法。

　　泰山申遗成功后改写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历史。过去世界遗产只有两类，一是文化遗产，二是自然遗产。从泰山进入以后就有了第三类，叫“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强调保护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后来，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大川成功申报了世界遗产。这些经验改变了我们对文物保护的认识，也引发很多城市申报世界遗产。

北京中轴线的保护

　　北京中轴线明年将申报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有七百多年历史，虽然数百年来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轴线上的42处古建筑保存了38处，两侧大面积平缓、开阔、对称的格局基本还在，中轴线统领城市景观、天际线的地位还在。

　　中轴线上最大的一组建筑莫过于昔日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宫博物院。1994年，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当局长，当时故宫周边52米宽的筒子河和城墙中间的狭长地带上，挤着四百多户居民、二十多个单位，很多居民是故宫的家属、很多单位是给故宫修古建的。向筒子河排放污水的管道有465条，筒子河水质很差。

　　我们喊出了一个口号：“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

　　我们下决心进行整治，经过入户调查、制订搬迁方案、污水截流、单位和居民搬迁等整治行动，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使筒子河变得碧波荡漾。今天无论春夏秋冬、早中晚，很多照相机、摄像机对准角楼、城墙、河水，故宫的美景每天都被传到世界各地。

　　2000年，我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当主任，那个时期北京是一个大工地，每年建设量超过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为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当时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大体量的建筑侵入中轴线，侵入故宫天坛核心景观。于是在规划上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把大体量建筑的项目移到四环以外；另一项措施是在中轴线两侧，在故宫天坛景观周边划了很宽的建设控制地带，最初公布了25片保护区，后来扩大到33片。正是因为这些保护区，今天北京市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才成为可能。

用通俗读物讲好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故事

　　几年前，中宣部和国新办为我颁发了“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者”证书。这对我来说压力很大，我不会讲故事，我是专业人员，讲故事要求社会大众能够接受。

　　我开始试图写一些通俗读物。过去3年，读书时间多了，我就把积累的东西写成18本书。其中有一本小书推荐给大家，叫《故宫的声音》。

　　多年来，我早中晚、春夏秋冬在故宫行走，安静时会听到很多声音，久了会想：这些声音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历史背景？最后我收集了46种声音，把每种声音用3000字左右进行描述。但是声音主要在于听，于是我就用7个半天把我写的文字进行朗读和录制。最后在这本书的封皮上设计一个二维码，扫它就可以听到这46种声音和我朗读的录音。

　　大家千万不要买这本书，看到时拿出手机一扫，你就可以带它回家。出版社一定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是这可以促进传播。

　《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投放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中老年人喜欢，因为节奏非常慢，没想到最喜欢看的居然是年轻人，为什么？人们到博物馆看到栩栩如生的展品，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被发现、发掘、修复、保护、展示的？这部片子第一次把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展现给大家，揭示了文物背后的故事。

　　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也来之不易。最初中央电视台找我们拍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一直是拒绝的，因为它是综艺节目。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综艺节目是蹦蹦跳跳、打打闹闹、拥拥抱抱的节目，和我们博物馆人的工作离得太远。

　　后来总导演于磊老师找到我，说咱们可以创造一个“文化综艺”节目，他们的演员演“前世”，我们博物馆人演“今生”，展现我们是怎么保护、展示、弘扬这些文化遗产的。我觉得有道理，当时就推荐了8个博物馆一起参加。

　　《国家宝藏》一炮打响，收视率很高。第二季的时候请到哪个博物馆，哪个博物馆毫不犹豫地就来参加。

　讲好每一处文化遗产地的故事

　　《上新了·故宫》这部文化节目把故宫博物院研发的11900种文创产品带给公众，也带动全国各个博物馆积极研发文化创意产品。

　　我参加了文博探秘类文化互动真人秀节目《博物馆之城》的拍摄。每到一个博物馆，我就要作为具体部门的一名新员工参加工作，比如在艺术博物馆，到工程部当员工，修古建、修彩塑、修门窗，还要介绍好工程部。

　　在徐悲鸿纪念馆，我到展陈部做员工，和徐悲鸿先生的儿子徐庆平教授，他的孙子徐骥老师，一起研究如何提升展列展陈质量和举办外展水平。当时正好有一个去重庆举办展览的机会，我就学习如何包装和押运油画、素描等作品，顺利、平安地把它们运到现场。

　　在国家动物博物馆，我到标本部做助手，师傅教我清理、呵护标本，我学着给鲸鱼标本除尘、给豹子标本保洁，还要会介绍标本部的工作。

　　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我到考古部当员工，学习用洛阳铲探地层、提取出土文物，并介绍考古工作的一些常识。

　　我还参加了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的拍摄，3年来，拍了36处文化遗产地，主要通过行走、交流、参与讲好每一处文化遗产地的故事。

　　北京中轴线要申报世界遗产，北京市广电部门推出网络视听节目《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开始，导演安排我进入一列“时空列车”。在元、明、清等各个朝代中穿梭，遇到不同的历史人物，听他们讲中轴线的故事：一会儿永乐皇帝上来了，一会儿马可·波罗上来了，一会儿鲁迅先生上来了……随着车窗外景色不断变化，历史人物也不断出现。

　　(未完待续)

　　监制 | 王翔宇

　　整理 | 高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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