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景教遗存中，见证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季羡林先生曾说：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

　　景教于唐代传入中国后，在新疆地区产生过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今天，一批批景教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景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聂斯托利派，由叙利亚人聂斯托利于5世纪上半叶创立。

　　唐代把它称为景教。“景”有“光明广大”的意思，源自于陕西周至县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景教经波斯、中亚传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高僧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仪仗在西郊迎接。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颁诏在长安义宁坊建了一座波斯寺(后改名大秦寺)，还允许他传教。

　　唐高宗李治时，在诸州设置景寺，形成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景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达到鼎盛。

　　景教什么时候传入新疆？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可以确信的是，和祆教、佛教、摩尼教等宗教一样，景教传入中原必然先经过新疆。

　　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出土有6世纪中期的叙利亚文、粟特文、古波斯文的景教典籍文献，这说明至少在公元635年以前，景教就已经在当时的高昌流行。

　　粟特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商业民族，他们在“传播”商品的同时，也传播了文化。6世纪，景教已经传播到中亚地区，被一部分粟特人所信奉。当时，粟特人在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龟兹(今库车)、高昌(今吐鲁番)等地都建立了规模不一的聚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将景教带入了新疆，景教由此传入中原。

　　唐武宗灭佛时，景教也被波及，内地部分景教徒被迫流落到新疆。受到伊斯兰教影响，中亚的部分景教徒被迫向东迁移，也来到新疆。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一部分回鹘人西迁新疆，逐渐受到当地仍在流行的景教的影响。由此种种，9世纪以后，景教在新疆获得了极大发展。

　　吐鲁番地区是景教的一个传播中心。20世纪初，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人多次在吐鲁番等地进行考古挖掘，掠走了大量壁画和文物，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景教文物。1906年，格伦威德尔公开了《1902—1903年高昌故城及邻近地区考古发掘报告》。报告表明，他们在高昌城东门附近发现一所景教寺院遗址，在遗址残壁上发现了三幅景教壁画残画，带有明显的拜占庭艺术风格。其中两幅较为完整的壁画被切割后带回德国，现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一幅是《棕枝主日图》(又称为《圣枝节图》)，壁画高约67厘米，宽63厘米。画面左边是一位景教牧师，身着镶嵌淡绿色锦边的白色长袍，脚穿黑色皮靴，头发卷曲，深目高鼻，左手持香膏盒，右手持“圣水器”，正在祈祷讲经。右边是三位本地信徒，前面两位是男性，头戴红色高冠，身着翻领对襟长袍，手中持一杨柳枝，伫立一旁，低头下视，正在听牧师讲经。后面一位为女性信徒，发型为云头高髻，着对襟长裙，手中也持一柳树枝。这是景教中纪念“棕榈枝主日”的情景。

　　“棕榈枝主日”又被称为“主进圣城节”。据传，耶稣受难前曾骑着毛驴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群众手持棕榈树枝欢迎耶稣的到来。“棕榈枝主日”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这一天教堂多以棕树枝为装饰。由于其他地区未必都有棕榈，赤柏松、杨柳等树木树枝成了替代品。叙利亚景教徒通常用红柳枝条替代棕榈，而我们在图中看到的也是信徒手持柳树枝条的画面。

　　另一幅是《红衣女子图》，壁画高43厘米，宽21厘米，描绘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忏悔或祈祷的画面，从其服装样式来看，似是一名回鹘女信徒，壁画的画风则与唐代仕女图如出一辙。

　　勒柯克等人在吐鲁番还发现了大量景教文献，包括粟特文、叙利亚文、波斯文和回鹘文书写的景教经文残片。如用叙利亚文和波斯文书写的《圣咏集》，9世纪至10世纪用粟特文和回鹘文书写的《圣乔治受难记》《福音书》，11世纪至12世纪用回鹘书写的《巫师的崇拜》，以及景教《赞美诗》等等。

　　这些景教文献，尽管都是残卷，但弥足珍贵，我们结合敦煌石窟出土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等景教经典不难看出，景教在吐鲁番地区十分流行。经典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景教徒的宗教生活丰富多彩，宗教节日、宗教礼仪得到遵行，独特的景教文化也得到了保留。当地的景教徒与佛教徒、祆教徒、摩尼教徒等生活在一起，呈现出多元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景象。正如981年北宋使臣王延德在高昌看到的，“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

　　我国考古学界在吐鲁番等地也发现了许多景教遗存。196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地的墓葬进行发掘时，发现一个装饰有白色环形纹及十字纹的陶罐，属于景教遗物。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在吐鲁番火焰山西侧小山丘上发现一处建筑遗址，据考古专家认为，它是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等人记载的“西旁景教遗址”。2021年，这里还出土了叙利亚文、回鹘文文书、残木十字架、景教寺院“三殿式教堂”的建筑布局等遗物。

　　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挖掘出1处景教寺院遗址，断代为高昌回鹘时期，该寺院出土了一幅骑驴圣像壁画，画面主体为一位骑马(驴)的圣像，人物身着华服，饰有飘带和铃铛，头部绘制背光，卷发，带祥云十字架帽冠，身体右侧握有红色权杖，权杖头仅残存下部，与帽冠所绘十字架表现形式相同，骑有枣红色马(驴)，手拉缰绳，画面中另绘有莲花、绳结等装饰纹样，整体画风精细华美。这幅图与“棕榈枝主日”耶稣进耶路撒冷“骑驴”这一关键点相同，描绘的也是“棕榈枝主日”的景象。

　　元代，统治者对各宗教实行兼容并包，景教流行于天山南部大部分地区。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喀什噶尔是景教的第十九教区，有主教驻于此地。在许多中外旅行家的见闻中，喀什、和田、英吉沙、莎车、库车等地都有景教徒分布。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看到各地景教徒与穆斯林、佛教徒同居一城，“他们按照自己的教规生活，在自己的礼堂做礼拜”。法国人鲁布鲁克在其《东方行记》中也说道：“在畏兀儿人(元代对回鹘人的称谓)的所有城市里都有聂斯脱利派教徒和萨拉森人(指阿拉伯人)”。这说明，元代新疆的景教徒和伊斯兰教信徒是杂居在一起的，各行其道，又相互影响。

　　景教在天山北部也有许多遗存。在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就有不少景教遗物发现。1958年，黄文弼等人在阿力麻里古城搜集到石刻3枚，上刻十字架或叙利亚铭文，为12世纪至14世纪的景教遗物。此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霍城县文管所也收藏有同类石刻数方。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也藏有一件阿力麻里古城出土的景教徒墓石，墓石上刻有景教十字架莲花座和叙利亚文，断代为1301年至1302年间。阿力麻里古城出土的众多景教石刻，证实了景教在天山以北游牧民中曾有一个兴盛时期。

　　我们在这些景教石刻上，清晰地看到莲花装饰图案占有较为突出的位置，而内蒙古、扬州、泉州等地发现的同时期的景教石刻也都表现出十字架与莲花、莲台图案相结合的特点，这表明，景教进入中国后，吸收了佛教的艺术形式与内涵，形成了中国景教艺术特有的形式，这正景教本土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14世纪中叶以后，受伊斯兰教强力扩张的影响，景教在整个新疆地区走向衰落并最终消亡。

　　景教虽然消亡了，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众多景教遗迹遗物的问世，也说明，早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前，景教就是回鹘、蒙古等众多民族信仰的宗教之一。这些民族当中也有人信仰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或者多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现象十分普遍，也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宗教交融共存的历史特点。

　　(作者简介：任红，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鲍雅莉，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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