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最早的中国

　　周书灿

　　“最早的中国”概念的提出及在考古学界的争讼

　　近年来，“最早的中国”是考古学界使用较为频繁且争议较大的语汇。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考古学者对“最早的中国”关注的角度和使用的标准差异明显。目前对应考古资料，中国考古学界对“最早的中国”概念的理解仍存在较大分歧。比如，孙庆伟先生认为，从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出发，追溯“最早的中国”，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凸显。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张国硕先生则认为，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条件。综上可知，“最早的中国”基本是由考古学者提出、使用并在考古学界长期聚讼不止。考古学者对“最早的中国”关注的角度和使用的标准颇为悬殊，所以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各不相同。

　　尽管迄今考古学者对“最早的中国”的理解千差万别，但绝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最早的中国”在古代文献所记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河洛一带。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或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尚未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尚未步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时代，显然都不能称为“最早的中国”。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夏商共主政体制国家，国家的制度中仍保留有浓厚的部落联盟制残余，国家形态和结构形式呈现出明显的原始性、松散性，并非土广民众的广域王权国家，因而很难视为政治地理学视阈下的“最早的中国”。西周王朝的建立，通过对四土、四方持续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大批封建，开拓出了空前广袤的疆域，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础。西周时期，民族融合空前加速，为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人的积极倡导并长期实践的“德”的观念及影响周人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礼乐文明，构成孔子仁礼学说的重要源头，并汇入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西周王朝才可以称得上政治地理学、民族学视阈和文化中国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河洛一带是“最早的中国”的中心区域

　　尽管迄今为止，考古学者对“最早的中国”的理解，千差万别，但颇可值得注意的，除了何驽先生以陶寺遗址为“最初的中国”及孙庆伟先生以“黄帝部落的诞生”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的观点外，其他学者无论将“最早的中国”解释为庙底沟时代，抑或是二里头文明及何尊所记西周王朝初年的都邑，但以上地点则均在古代文献所记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河洛一带。

　　迄今为止，河洛一带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其他区域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已基本上成为目前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考古资料表明，迄龙山时期，中原地区已逐步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核心区。在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向一体演进过程中，中原地区日渐发挥着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作用，并由此推动了中华文明逐步形成一体化结构和整体统一性特点。

　　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国家建立后，偃师二里头、尸乡沟和成周洛邑所在河洛一带曾长期是夏、商、周三个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之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明确写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伊洛地区为夏代的中心区域，不仅见于文献记载，也从考古学上得到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有说服力的印证。从夏到周，从西周时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及《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史记·周本纪》所记洛邑“乃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等记载，可以确知，西周初期，河洛一带已经逐渐成为西周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由此可见，绝大多数考古学者将河洛一带视为“最早的中国”的中心区域，是颇有一定的道理的。

　　据《国语·郑语》记载，一直到西周末年郑国东迁前夕，史伯纵论天下形势，仍以成周为天下中心，在广大的四方，则散布着经过分封的“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之国和蛮、荆、戎、狄等族类，形成了华夏与戎狄杂居相处的局面。但《诗经·大雅·民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显然，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与华夏民族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东周时期的“中国”的范围也不断发生变化，但在古代文献中，“中国”与“四方”相对，与“南夷”“北狄”相互，显然，此时的中国仍然指周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和华夏族相对集中的中原地区。总之，考古学者较为普遍地将“最早的中国”确定在河洛一带，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历史依据的。

　　西周王朝是多重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由来已久。近年来考古学家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新的标准，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尽管迄今中国学术界尚未有对文明的标志一致的答案，但学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既然如此，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或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正处于人类学上所说的氏族部落阶段，或者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或即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时代或满天星斗时代，既然该阶段尚未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早期国家，尚未步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说的文明时代，无论任何的文化圈或文化相互作用圈，显然都不能称为“最早的中国”。

　　夏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别于酋邦、古国的两个早期国家。夏商时期中国历史已经步入文明时代，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在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夏商共主政体制国家，文献和卜辞中仍仅仅称作夏邑、大邑商。《尚书·汤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史记·殷本纪》则说：“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在古代人们心目中，夏邑亦即夏国，所以《国语·周语上》说：“伊洛竭而夏亡。”夏商时期，政局常处于不稳定状态，政治中心迁徙频繁。张衡《西京赋》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不常厥土”，《尚书·盘庚》篇也谓其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显然，在古代人们看来，商邑就等同于商邦，所以武王伐纣，牧野一战，周人攻克殷都而商朝灭亡。正因为夏商国家的制度中仍保留有浓厚的部落联盟制残余，所以夏商时期的国家形态和结构形式呈现出明显的原始性、松散性。由于地广人稀，国土狭小，夏后氏、商王仍只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诸侯之长，而非诸侯之君。夏后氏、商王对于天下方国能够行使的权力非常有限，且极不稳定。诸如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的二里头类型，是以夏族为主体的夏王国的文化遗存。东下冯、杨庄、下王冈和牛角岗类型，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共同体，但地方类型和核心类型的政治关系，到底紧密到什么程度，我们无从探究。显然，夏商均非某些考古学者所称土广民众的广域王权国家，因而很难视为政治地理学视阈下的“最早的中国”。

　　西周王朝的建立，通过对四土、四方持续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大批封建，开拓出了空前广袤的疆域。特别是对燕、齐、鲁、晋、吴等诸侯国的封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眼光。周人在西土的基础上，大体上控制了北自燕山以南，东部滨海，南至江淮地区的大片国土，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础。王国维先生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通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影响，周人牢牢地控制了千里邦畿和辽阔的四土、四方，并在此背景下，初步孕育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朦胧的天下一统观念。在周人对千里邦畿和四土、四方有效行使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主权的同时，以夏、商、周为主体的族群在与周边各族频繁的政治、军事、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过程中，以中原地区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舞台，渗透混融，增殖裂变，民族融合空前加速，为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初政治家在对四土、四方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明德慎罚”，建立起维护西周时期各级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周人积极倡导并长期实践的“德”的观念及影响周人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礼乐文明，构成孔子仁礼学说的重要源头，并汇入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综上可知，西周王朝才可以称得上政治地理学、民族学视阈和文化中国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