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超：“黑白世界”里蕴藏着经典深刻的中国智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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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围棋是一种竞技活动，但从本质来讲，却不是单纯地论输赢、比胜负的竞技。如何理解围棋这一特征？

　　林建超：围棋本身就具有竞争特性，可以说，没有竞争就没有围棋。

　　古人多讲围棋的一个“争”字，唐代皮日休把“争”作为围棋的四个特征之一，质疑怎么可能是尧“著其术，用争胜负哉”？

　　也正是因为竞争的特性，围棋成了西汉中期著名的盐铁会议中关乎双方辩论态度、品位的一个典型例证。

　　盐铁会议是汉昭帝时期由大司马霍光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盐铁专卖政策的辩论大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贤良文学六十余人。汉宣帝时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整理出著名的《盐铁论》。

　　据《盐铁论》载，在这次会上，官员和贤良双方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丞相田千秋为调和双方态度、降低“火药味”，说了以下一段话，大意是：说话要有根据，行为要有准则。如果像《剑客论》《博弈辩》这样通行习见、专讲争斗技艺之书所表现的那样，雄谈析辩，盛其辞色而相向辩难，政府就不能采纳你们的意见，你们也会得到不谦逊的名声，我不赞成你们这样做。其中提到的《博弈辩》，就是一本专讲围棋弈法的书籍。

　　当然，这里并不是一概反对争论，而是强调辩论要有根据、有原则，讲态度、讲方式。同样，儒家对围棋的态度，也不是一概地反对围棋有竞争，而是强调争要依道、争而有道，要符合基本的礼义道德规范。

　　几千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围棋博大精深，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包容的一面，是竞争与包容的统一体。但围棋的竞争，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竞争，而是人与人之间在道的范围内的竞争。这种竞争，属于公平性竞争、均衡性竞争、效益性竞争、规制性竞争、开放性竞争，本质上可以说是包容性竞争。

　　当然，人们既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塑造围棋的，这也使围棋具有了竞争与包容的双重属性。世界围棋革命的推动者与实践者，被称为“棋圣”的吴清源大师曾说，“与其说围棋是竞争，不如说围棋是和谐”，这是从很高境界上对围棋竞争与包容属性的深刻认知。

　　记者：围棋外观简单、质朴，但其中却蕴含着至深的道理与哲思，如何理解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

　　林建超：围棋确实是所有棋类游戏中外观最为简单的一种。

　　棋子简单，只分黑白二色，高度抽象地代表对弈双方，没有任何文字、图形等具象特征。古代有些棋子曾有某些花纹装饰，但无任何实质意义。

　　棋盘简单，只有经纬线条，除星位、天元有几个圆点标注外，没有任何区域划分，没有对行棋的空间限制。

　　规则简单，棋子行动没有规定方式，本质上就是“围而相杀、气尽棋亡、地多为胜”，十分浅显、明白、易懂。

　　围棋制作也很简单，东汉扬雄讲“断木为棋”，唐朝杜甫诗“老妻画纸为棋局”，唐朝棋手王积薪出门自制围棋“短具”即便携式围棋，都是说围棋的外部特征极其简单。

　　但是，这却恰恰应了“大道至简”的至理名言——围棋于简单之中，包含了复杂与高深，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维。最显著的是高度发达的逻辑思维、精确的数算思维以及极其抽象的图形思维。

　　拿逻辑思维来说，围棋从空枰落子到谋篇布局，从谋篇布局到中盘博杀，从中盘博杀到收官之战，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回合，甚至每一次落子，都是在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前提下实现的。任何一次逻辑链条的断裂，都可能导致棋势的变化，甚至影响到整盘棋局的胜败。

　　因此，对弈实际上是逻辑思维水平的较量。棋枰，则是逻辑思维能力的战场。围棋的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近代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十分相似，只是中国先贤的这一认识比他们早了一千多年。

　　此外，数算思维也是围棋哲学另一重要组成。围棋行棋中的数算是极其复杂的，可以说，围棋的计算与判断的复杂和高深程度，在所有棋类中居于首位。

　　据专家验算，围棋每盘棋的行棋变化总量，不包含重复提子的情况，约为10的768次方；如果包含重复提子的情况，如打劫、收气、倒扑、破眼4种情况，每盘棋约在30次以内，行棋总变化量约为10的808次方。对比而言，国际象棋的总变化量约为10的201次方，中国象棋的总变化量约为10的200次方，与围棋的差别量几乎为天文数字。

　　还有一点是抽象的图形思维。论及图形思维，就不得不谈到河图洛书以及周易八卦。

　　河图洛书是远古时代先民按照星象排布出时间、方向和季节的辨别系统，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河图洛书与围棋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河图洛书用黑点和白点来表示，围棋用的也正是线条上的黑子和白子；河图洛书是以黑白点相互对应、穿插、平衡的计算结果来表现的，这与围棋的子数、目数计算有相通之处。

　　围棋与周易八卦的联系更为密切，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周易八卦以卦象表达，实际上是一种图形思维的表达方式，围棋以棋形来表达，同样也是一种图形思维的表达方式，这确实是中华民族在认识过程和思维过程中一种特有的表达方式。

　　记者：围棋是具有战略性的智力博弈运动，其战略思维也逐渐从棋局博弈延伸到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围棋的战略智慧为何会被如此广泛借鉴？

　　林建超：围棋战略思维起源于古代战略文化，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是围棋战略文化。

　　可以说，围棋战略文化是围棋文化的核心，同时，它又以特有的典型性、实用性和很强的渗透力、影响力，在人类战略文化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围棋的许多战略思想，超越了围棋本身。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已经有人把围棋作为战略思维的突出代表。如《尹文子》说：“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从汉至隋，棋经棋谱皆被列为兵书一类。从东汉起，著名的棋赋、棋论、棋经、棋序，几乎都包含有丰富、深刻的战略思想，不仅是围棋理论的代表作，而且也是古代战略理论的佼佼者。如班固的《弈旨》、李尤的《围铭》、黄宪的《机论》、马融的《围棋赋》等等，都可视为古代战略思想的名篇。尤其是著名的《敦煌棋经》和《棋经十三篇》，更可以直接列为古代兵学教科书。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以兵论棋，用军事思想系统阐述围棋博弈中的战略谋略问题；以棋论兵，用围棋博弈思想生动说明军政领域中的战略策略问题。

　　对围棋的战略价值，古人有很多评论。西汉围棋大国手杜陵，人称杜夫子，明确提出精通围棋的道理可以大大有益于治国安邦。明代董中行在《仙机武库》序中，针对有人提出“善博弈者，智不远”的观点，指出“智不远者，正不可不善弈。古今当局家，按彼己情形，识取舍大势，着着居先，无贻后悔，不屑屑于趋蜀作活者，能有几人”，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围棋在古代战略文化中的地位，还突出地表现在历代军事、政治博弈的大量经典事例中。其中著名的有，诸葛亮《隆中对》的围棋渊源、陆逊弈棋定军心危急之中全师而退、晋武帝与诸臣博弈中定平吴大计等等。这些记载，已经成为古代战略文化的精彩内容。

　　在现代军事思想体系中，对围棋的战略意义讲得最为经典和深刻，对围棋战略智慧运用最为得心应手的，毛泽东是其中一位。

　　毛泽东很早就会下围棋。韶山毛泽东故居中，陈列着他曾用过的围棋。毛泽东与朱德下围棋的棋桌，至今仍陈列在八角楼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重又开始下围棋，这是他在1936年至1938年的重要军事理论著述中反复以围棋阐述战略问题的重要原因。

　　后来，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十年内战”的军事经验，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他说：“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由此可以看出，围棋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战略理念，从古至今，都是丰富的战略智慧的源泉，不仅对围棋博弈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包括治国、治军在内的许多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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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简介：

　　林建超，中国围棋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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