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民族地区具有国家生态化转型的后发优势（上）｜道中华大讲堂系列之⑥

　　“‘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本无经验可循，惟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才能和平发展。而民族地区恰恰具有国家生态化转型的后发优势。”

　　1月26日，“道中华大讲堂”第六讲在中交集团开讲，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在讲座上说。

　　发展桎梏：弱势群体的自我积累能力问题

　　不仅在国内，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做比较研究，发现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很少被人们提到：大多数弱势群体，无论它是以国家的形式，地区的形式，村社的形式，还是以户的形式存在，都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自我积累能力差，这是弱势群体普遍贫困内在的问题。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尤其是老家在农村的朋友们，想想我们用什么样的辛苦劳动，才能够日积月累地形成一点点自我积累。然而，这点积累的能力和你面临的风险之间完全不对应。所以世界范围内脱贫攻坚是一个大难题，原因就是很少哪一种体制，哪一种政治或哪一种领导能够有效地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我积累能力上升，并且由此形成有效应对风险能力。

　　为什么中国的脱贫攻坚能够取得重大的成绩？其中重要的一点，国家和国企发挥了替代弱势群体积累能力不足的作用，这个作用也利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国企是以国家名义存在的大资本，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更主要的是，国企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实现他们不可能做到的重资产投资，而任何一个地方乡村产业如果要升级，没有一定的重资产投资的能力是太难实现的。

　　国有企业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财政为主承担脱贫责任，加上国企进入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其实就是让当地弱势群体可以零风险地得到国企承担重资产投资责任而形成的资产，贫困人口集中地区的普通群众虽然有劳动力，但他们没有资本，而国企提供的恰是他们不具备的资本投资能力，并且帮他们承担了资本投资的风险。

　　我们通过多个比较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照搬西方制度，都不能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自主积累能力差的问题，更无力替弱势群体去承担资本投资的风险。但在我们国家，财政和国企能承担资本投资的责任和风险，以此促进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绩。

　　比如中交集团在开展扶贫的地方建立的建筑建材产业，这对当地来说几乎是很难靠他们自己的资本积累能力建起来的。这些在地化产业能带动当地人的就业和收入提高。

　　再如，黄土高原降水稀少，本来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国企往黄土高原投资建了大量的光伏项目，一个村安装了几百万的光伏设备，让当地的贫困村直接占有发电收益。我曾到过山西的一个有84个村的县，其中80个是贫困村，每个贫困村都装上了一套光伏。光伏资产投资的资本是国家的扶贫资金；国企做的设备；风险也是国企承担；收益给贫困村。一套光伏设备的运作时间是25年，至少在这个期间80个贫困村得到了稳定的收入，有助于整村摆脱贫困。

　　“有效衔接”阶段促进乡村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进一步看中央要求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就要理解新型集体经济的作用。

　　脱贫攻坚实施过程中，集体经济是代所有农户来持有国家扶贫投资所形成的资产，这叫国家资产集体代持。集体不是国有，是村域范围内所有农户成员的集合体。不是完整意义的公有制，因是村域范围内所有农户的集合体，其产权是为集体所有制。

　　所以到现在为止，集体被作为特别法人，不作为企业法人，原因之一是村作为集体经济载体破不得产，不可能出现一个村集体破产、连带所有农户都破产的情况，因此不是简单的工商法人。那集体怎么运作？集体经济与工商企业既自然人可以各自投资成立合作制公司，集体参加进去的是资源股。

　　山区乔灌草与风光水综合构成空间生态体系，形成稳定的阳光水土能源对自然物质的循环。客观看，一个村域范围内的山水田林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不能切开。国家领导人指出：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那就破坏了生态的系统性，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所以，就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即“三全”才能开发。据此，新型集体经济就是一个代表着村域范围内所有利益主体的共同体，大家都是集体成员，共同来体现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这就是领导人要求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

　　民族地区生态转型发展之路

　　我国的民族地区大部分集中在山区、高原，甚至戈壁荒漠，普遍不具有形成自主积累能力、难以提升资本积累率、无法形成自主承担市场风险的发展条件，因此成为欠发达地区。

　　所以1980年代搞脱贫攻坚政策研究的时候，曾经把“老少边穷”作为一个概念：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穷困地区，共同的特点是都缺乏资本，也没有自主的资本积累能力，形不成资本积累就没有进行产业升级的条件。而且产业升级是惊险的一跃，充满了风险，谁替它们承担风险？弱势群体遭遇一个风险就使得他可能再也爬不起来。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据此看，我们在民族地区的工作，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调整结合起来的。

　　领导人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需知，西方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我们走的是中国式的十四亿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此外，世界上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也就是说，城市化率和GDP增长率都不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农村很多地方形成活跃的小经济，农民千家万户在做的农家乐、庭院经济，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内，没有表现为GDP增长。

　　我在新疆曾跑过很多地方，也承担了国家民委的课题，去过云南、西藏、内蒙古等很多地方。国家如何选择相对比较适合的、符合国家战略布局要求的民族地区做重点投资，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因此，当前面对中国重大战略转型调整，特别是从海权战略向陆权战略做方向性调整的时候，每一个相关的边疆地区都有如何研究本区的区情，如何跟国家战略做结合的重新定位问题。

　　比如国家领导人对新疆乌鲁木齐的定位是“枢纽”，意味着如果西出借助陆权战略推出中亚和西亚，这个枢纽就在乌鲁木齐。应该知道，实际上因为边疆民族地区没有像东部地区那样过度依赖海权，没有依赖外国资本，因此这恰恰是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最适宜的地区，形成国家做逆周期甚至跨周期战略调整的重点地区。

　　因此从国家战略调整的角度来说，老少边穷地区、边疆民族地区恰恰具有后发优势。之所以国家战略调整以乌鲁木齐为枢纽，在于海权竞争受阻的程度恐怕大大高于陆权竞争。

　　很多人算经济账：一个集装箱船就能顶几百上千个班列？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海运通道被阻断了，经济效益再好也没用。那这些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多种因素都必须纳入考虑。

　　从国家战略高度来看，民族地区之具有后发优势，恰是原来我们的发展主要在沿海，而现在则主要向内地转变——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就是生态化。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地区在哪儿？就在边疆民族地区，就在乡村，在那些自然资源条件和人的“三生合一”相对和谐的地方。

　　由此可知这些地区都具有相对明显的比较优势。

　　如果把“全球南方”(指世界各地有时被描述为“发展中”或“欠发达”的国家)纳入进来做统筹考虑，其实我们国内的南方就是边疆民族地区。做一个系统的战略安排，和不同的区域发展需求做某种程度的结合，就将是一个产业扩张发展的巨大空间。这个空间扩张可以换来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因而，时空条件对我们这个实体经济大国来说，客观上还是具备条件的。这是国家重大转型阶段边疆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应该纳入各地的政策讨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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