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古文字的文明密码

　　古文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主要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语言文字连接古今，对历史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一次又一次的惊世发现，常常成为复原历史的重要“拼图”。

　　前不久，一场名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国际学术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1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从世界眼光探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甲骨记忆证古泽今

　　3000年前，商王室为占卜记事，将文字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之上，因此而得名的甲骨文成为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经过一代代学者潜心研究，已被释读的甲骨文内容丰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早期历史提供了更多凭证。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国际学术论坛上，数位与会学者带来了同甲骨文相关的新近研究成果。

　　年近九旬的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目已近盲，正在撰写中的《说“道”“德”》是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娇以及硕士研究生汪祖康、胡乔瑞的大力帮助下完成的。在提交给本次论坛的文稿中，裘锡圭认为，涵义与文化人类学上的“马那”类似的“精”这个词，在殷墟卜辞以及西周早期晚段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出现，只不过，该词不是用“精”，而是用“晶”来表示的。

　　殷墟卜辞中有字被释为“晶”，此前有学者认为，“晶”与读为“精魂”的“精”读音实同，可以通假。裘锡圭认可这一观点。他同时建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问题，理解、整合、相互补充印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同时，还要注重文化人类学上的有关资料。世界上其他族群中有不少与中国古人相似的思想观念，对研究者较好理解中国古人思想的真实面貌有很大帮助。

　　甲骨文研究著述卷帙浩繁，参与研究的学者遍布世界。达慕思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艾兰是欧美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拥有深厚的文献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素养。她在熟稔中国传统文献材料的同时，还能够及时吸收最新的学术材料，并融会中西方研究理论与方法，创见屡出。

　　在题为《蛇与龙：从商代艺术母体的观点看甲骨文字》的演讲中，艾兰分析了蛇纹在中国早期艺术中的发展，并将其与甲骨文、金文中常被释为“它”(蛇)、“虫”(虺)等字(以及包含“它”“虫”元素的字形)的演变过程进行对比。她认为，殷商时期的艺术里，蛇纹表现出两种不同形式的背部鳞纹，并经常交替使用，这种对蛇的二分法在甲骨文的“蛇”字(以及包含“蛇”元素的字形)中也有体现。对比表明，蛇纹与“蛇”字的演变存在明确的相关性。

　　清华简研究取得新进展

　　2008年夏天，近2500枚珍贵竹简被小心翼翼地运送至清华园，经测定，简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如今，在清华简入藏之地举办这场国际对话，更有别样意义：岁月长轴缓缓铺展，十余年的光阴于研究“冷门绝学”而言，用“白驹过隙”来形容并不过分。

　　清华简研究是本次论坛的一个热点，与会学者从清华简字词释读、文本构成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展示了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继续深入开展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研究了40多年的商周古史，能说一口流利中文。1981年，他同两位美国汉学家一起来到山西太原，参加古文字第四次年会。而后几十年，他与许多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中国杰出学者成了朋友。夏含夷说，这让自己非常有收获。

　　“1984年，我经常在裘锡圭先生家谈学问，我当时对甲骨文和金文有兴趣，裘先生劝我学战国文字。当时没有多少战国文字，只有一些陶文、货币文字，我觉得毫无意思。然而，裘先生说得有道理，对陶文有认识，以后就能读竹简。”夏含夷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过。

　　论坛上，夏含夷带来了题为“想要与致使：四论周代‘甶/思’字用法和意思”的演讲。他认为，出土文献中的“思”字大多时候表示的词义是“想要”，而非通常认识中的“致使”。

　　夏含夷举出清华简第1-12卷“甶/思”的用例，以及“使”的用例，认为“使”字的语言用法往往是动词，后接的宾语多是“人”或“人名”，这不同于“甶/思”的用法。

　　在“新见清华简‘谦’‘诚’二字形构的沉思”演讲中，香港恒生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张光裕认为，“谦”“诚”二字形构理应晚出，又因辞例显示其词性隶属之印证，进而推测，清华简中部分简文的书写年代有可能隶属战国晚期偏晚。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承办，记者了解到，作为校级重点文科科研机构，该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先后被遴选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与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单位。

　　为做好清华简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同时开展甲骨文、金文等其他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报告12辑、《甲骨文摹本大系》(共43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系列丛书首卷《〈逸周书〉诸篇》等相关著作。

　　“冷门绝学”不再遇冷

　　过去，人们一提起古文字学，难免会有“枯燥”“艰深”之感。由于门槛高、培养周期长、难出成果等原因，长久以来古文字学专业人数相对较少。

　　为确保“冷门绝学”有人做、有传承，2020年，古文字学入选教育部实施的强基计划，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国内十余所高校每年各招收数名至20多名学生不等，清华大学正是其中一所。这些入选学生在未来很可能成为古文字学者，不断为学界注入新鲜血液。与此同时，随着公众对古文字学的认知更为成熟，这一“冷门”专业的吸引力正在增大。

　　也是在2020年，“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正式启动，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

　　强基计划如今已实施3年，推动了中国古文字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逐渐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学术水平过硬的研究队伍，也有具备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产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认为，如今，参加强基计划的重点高校已初步建立起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得到加强，学生培养方案更趋完善。

　　伴随着青年学生、学者们的成长，也给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古文带来了新的解读视角。

　　就在8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首届“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这一比赛面向全国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强基计划学生，共收到参赛作品60余篇，基本囊括开设古文字学强基计划的所有高校。最终，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2020级学生彭若枫获得一等奖。她带来的论文是《据海昏侯孔子衣镜铭重思“博学而笃志”之义》。

　　公众对“博学而笃志”的含义再熟悉不过，彭若枫在论文中重新探讨了“笃志”的意思。根据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衣镜铭“博学而孰(熟)记”这一新材料，再结合前人研究，彭若枫认为，相对于“笃定志向”，将“笃志”理解为“专注、切实、持续地进行记忆”或许更为合理。不可否认的是，历代学者在注释《论语》时，常常对同一句话的确切意义存在分歧。在担任评委的几位古文字学者看来，彭若枫的论文在对旧说做了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又据古文字新材料拿出了可信新说，这正是她的作品赢得青睐的原因。

　　“《荀子·劝学》有言：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意思是，没有精诚钻研的心志，就很难明辨是非；没有专心致志、埋头苦干，就很难在事业上获得赫赫成就。裘锡圭先生常用这句话勉励学生，治学要踏实，求真求实。”毕业后，彭若枫将进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继续深造，治学之路或许寂寞，但常常不经意间与绚丽风光相遇，她已经在古文字学中找到了乐趣。

　　链 接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于2020年启动，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揭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该工程围绕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研究、甲骨藏品整理与保护、古文字与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传承、古文字研究协同创新以及古文字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五大计划，设立11项重点任务，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和管理机制创新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划部署。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孙亚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