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中华文明何以能“百川归海”？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

　　道中华：中华文明自古就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其包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彭勇：对“包容”含义的理解，可从二字的原意说起。

　　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包，“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其甲骨文字形像腹中有子，延伸为包裹在一起；容，“盛也”，装盛，有宽容、允许之意。

　　“包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出现很早，意思与后来大体一致，即容许、宽容、接纳。《史记·乐书第二》记载，黄帝时有《咸池》乐，“《咸池》，备也”，对此“王肃曰：‘包容浸润行化皆然，故曰备也。’”此处的“包容”，与后世的“包容”语义相近。

　　明嘉靖初，已经退休的刑部尚书林俊上书世宗，请求宽恕大臣，他说“议礼如讼，见各不同，包容之德大也。”认为“包容”是高尚的品德。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在“求同存异”“和合共生”以及“兼收并蓄”三个不同层面。

　　求同存异，是指不同文化不因其差异而对立起来，而是求大同而存小异；和合共生，是指不同文明类型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和而不同，文明共生；兼收并蓄，就是指在文明交往之中吸收、借鉴其他类型文明中的积极成分，从而增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对其他文明的理解。这不仅是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不同文明之间共处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体现，也是推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道中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何种作用？各民族的融入融合是否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文明的包容特质？

　　彭勇：关于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正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使中华民族面对战争、分离或入侵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向心力。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结合成相互依存、不能分割的整体，从自在的民族，走向自觉自强自信的民族，变成了团结、统一、强大的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正是一个求同存异、和合共生、兼收并蓄的过程。包容，意味着接纳，这是前提，也是最初的交往和交流；交往是基础，有了包容的可能，有了增进交流、深入交流的机会，相伴相生促进了和合共生、友好相处，又为增进共同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最终走向“交融”创造了条件。

　　反过来，中华各民族不断汇聚融合，又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比如，魏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时期，既是中华民族各政权并立的时期，也是各民族充分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时期。

　　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建立政权，中国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新时期。北朝中的大多数政权是在“五胡”中的某一少数族群主导下建立的，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是由单一族群组成的，每个统治集团内部都存在着多元的族属，其统治疆域内还生活着大量中原人。政权之间的战争、分合与并立，不仅没有阻隔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还起到了促进作用。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从平城到洛阳的人口大迁徙，就是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典范。

　　同样，在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政权战争和对立的背后，也呈现出鲜明的内聚性特征，“战”是统一之战，“和”也是“兄弟”“君臣”“叔侄”之和，政权之间出现的拟血缘家庭关系，使得各民族政权长期处于“天下一家”的政治空间里。这种包容的政权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此后元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道中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否也决定了中国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主要有哪些体现？

　　彭勇：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自传入中国后就开启了与中华文化不断融合的中国化道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佛教中国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整体而言，它越来越多地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互相吸收借鉴，逐步融合在一起，实现了从“三教可一”到“三教合一”。至宋代，理学思想集其大成，儒释道融为一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作为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它既是道教、佛教名山，又无处不体现传统儒家文化元素。山中悬空寺内最高的建筑是三教殿，殿内同时供奉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儒家创始人孔子和道家始祖老子。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体现了中国化的鲜明特征。元代回回人修纂家谱时注重“根脚”，显贵的回回家族修撰家传、明晰祖先身份，是元代身份制社会的产物。入明之后，回回士大夫成为族谱的主要修撰者。清代也有大量回回民众修纂家谱。一些清真寺旁还立有宗谱碑。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形成了与儒家文化大致相同的基于人伦的价值和情感，反映出其二者在文化上的交融。

　　明代中后期，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当时活跃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为数不少，最著名的传教士是利玛窦，其他比较有名的还有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邓玉函、金尼阁等，他们分别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些传教士把西方早期近代科技文化介绍给中国，又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欧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近代化进程。

　　道中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于世界多元文明和谐相处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启示？

　　彭勇：自古以来，中华文明以其开放包容的特性而闻名于世。在中华大地上，多样文明相互交流、互相借鉴，不仅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不断发展，同时对世界文明进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搭建起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合作平台，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原则得到广泛实践，开放绿色连接理念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它的提出和成功实践正是源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基于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性。

　　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明确了方向。近年，我国又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展现推动共同发展繁荣的中国智慧。“开放包容、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内涵。就精神实质而言，这不仅仅是“多元”和“不同”之间的融合与包容，更强调包容开放基础上的“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新冠肺炎疫情到俄乌冲突，再到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风险。但与此同时，少数大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固守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

　　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包容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促进和而不同的文化交流，迫在眉睫。中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呈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是世界多元文明和谐相处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启示。

　　受访者简介：

　　彭勇，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