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作家群对话北京作家群：由“边地”出发，通向“自我”与世界

与会嘉宾、作家合影　尹超　摄

　　中新网北京4月7日电 (记者 高凯)由十月文学院、昆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昆明作家协会承办的“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家群对话活动”日前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

　　北京出版集团经营总监、十月文学院院长夏中南，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缪开和，云南省作协副秘书长李朝德，昆明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陆毅敏参加活动，宁肯、赵兰振、赵大河、杨碧薇、陆源、李潇潇6位北京作家和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就文学的地域色彩、中心意识或去中心化、当下异质性写作的困境和可能、作家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等议题展开研讨。

　　赵兰振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边地或中心并无太大关系，只与作家的才华和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有关。如果存在边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边地写作，可能具有了展示独特地域和独特生活的更大优势和更多可能。

　　对此，胡兴尚表示，从更长的时间来看，伟大文学作品诞生的地方应该就是文学的中心，比如福克纳的奥克斯福小镇，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等，都可看作文学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在谈地方性写作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所生活的土地、如何避免惯性的或者无效的写作、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地方的独特性，这是摆在所有写作者面前的难题。”

　　在诗人、鲁迅文学院教师杨碧薇看来，所有的文学概念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所谓的边地或者中心都在被不断的消解中，在人类的后现代生存环境下，所有东西都在被扁平化和无聊化，人的生活被纳入了一个非常模式化的生产机制。所以，不管是边地还是中心，任何作家面临的最大考验是来自人类生活的系统化和高度的理性化，以及这种科技发展对人的驯化，而后者带给作家的考验可能更大。

　　80后陆源是壮族作家，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借助方言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呈现民族特色。当然，作品呈现异质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性，纯粹的异质性写作会流于符号化，无法完成文学交流和对话。

　　作家、地域、时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北京作家宁肯用“我的创作不是从大地泥土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我和岩石的关系，就是我和时代的关系，我文字中的扭曲、疼痛、欢乐等种种际遇都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给出了回答。宁肯进一步谈到，无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任何事物表露出来的内容远远不及它根系下面的内容，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露出来一点，但下面隐藏着更为庞杂的根系，写作也是这样，作家要回到记忆生长的地方，不断向下挖掘，向着自己的根部和记忆深处挖掘。当一个作家回到内心，挖掘得越深，作品中某种异质性特征也就越容易显现。

　　在作家、云南省作协副主席张庆国看来，在云南写作是幸运的，因为它有很多陌生化场景和异质性元素，但身为云南作家，同样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和考验，要把地方元素写透，写出力量感，就需要深入了解和体验云南历史文化和方方面面的生活，掌握足够多的细节，写出地方性，再由地方性通向世界性。

　　作家赵大河也谈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每个作家都会受到地域的影响，而且，作家与所生活的地域距离不同，对地域的感受和认知也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作家以何种眼光看待与自己相关的地域文化。鲁迅离开绍兴重新观察绍兴，沈从文离开湘西重新观察湘西，都获得了世界性的眼光和视角，由此，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更大的格局和视野。

　　在作家、《滇池》副主编包倬看来，作家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呈现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深植于作家骨子里，一个生活在云南的作家，如果不写熟悉的童年和云南的生活，那他写什么？文学永远高于生活，文学如何面对生活记录生活，作家是成为时代的书记员还是超越时代，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北京作家李潇潇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写作仍然是作家心灵史的倾诉和自己花园的栽培，但必须有新的算法。简单的“乡土”、“人性”或“讲述故事”都不再奏效，更多的创作者需要具有世界眼光。另一方面，在这个全新的挑战中，与那个“现代性”的正面较量，似乎有机会以全新的策略和强大的自信心去向往“中心”。中国作家已经在逐步呼应这种新的算法。作家的学者化、百科全书化初见端倪。“在2023年的今天，在云南或北京，我相信更多的当代作家能有更为正面、全新的策略来迎战现代性和世界中心”，李潇潇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