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研究的重要作用

　　殷墟甲骨在中华文明史上的价值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它直接证实了古史记载中“商”王朝的存在和安阳小屯为殷商王朝的都邑，将我国信史的上限提早了1000余年，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字学的革新与发展。

　　在邂逅考古学之前，已经有学者为甲骨学的创立贡献了非凡智慧。1903年，刘鹗的《铁云藏龟》根据“日名”确认甲骨文为“殷人刀笔文字”，并确认出61个甲骨文中的43个。1910年，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不光释字，还考证出卜辞占卜多为祭祀和田猎。1917年，孙诒让把单字与作为偏旁的字形相联系，同时大量参照《说文解字》和金文中的同形字进行甲骨文考释，成就巨大。1917年，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二文，利用“二重证据法”考证“王亥”“王恒”“上甲”等11位先公，第一次运用缀合手段，确认了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等先公的释读和次序，被视为利用出土文献校正传世典籍讹误的经典范例。后来的科学研究，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展开的。

　　1929年秋，李济主持了殷墟历史上的第三次发掘，采用开纵横探沟的科学方法了解地层情况，共发现墓葬24座，灰坑11个，出土甲骨文3012片和大量青铜器、石器、陶器、骨器等。著名的“大龟四版”即是这次的重要收获。大龟四版，即四块保存基本完整的刻辞龟甲。另一位对甲骨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董作宾从中发现了“贞人”，即“卜问的人”，并据此写出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首次找到甲骨文断代的新方法。

　　考古学的介入，极大提高了甲骨的数量与研究质量，使原来孤立的一片片甲骨有了可靠的出土地层和相伴的文物，从而有了确切的坐标参照。1936年6月考古发现的YH127甲骨储藏坑，共计17096片刻字甲骨，几乎相当于一个王朝的档案。当时，报信的队员在信中说：“同人日夜工作，石(璋如)、李(景聃)、王(湘)、高(去寻)四君已两夜未睡。夜即坐守坑边，毫无倦怠，精神上至为兴奋……”发掘者王湘和石璋如等人把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整体套装在一个大木箱中，然后取出运走。套箱重达5吨。当时，安阳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起重设备，当地组织64名青壮小伙儿，用木杠肩挑背扛，整整干了两天，才把套箱运到火车站。火车将套箱运至南京。胡厚宣和董作宾带着几位技工细细地清理、剔剥、绘图、编号，数月时间，清理出完整龟甲300版。这1.7万余片刻字龟甲记录了商王武丁时期有关祭祀、田猎、农业、天文、军事等内容。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考古中有两次重要的甲骨发现，即小屯村南地甲骨和花园庄东地甲骨，同样开拓了甲骨研究的新局面。1973年，殷墟小屯村南发现的一批储藏坑中出土大量甲骨，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的完整刻辞卜骨近百件。部分刻辞甲骨与陶器共存，使甲骨文字与其他遗物直接联系起来。1991年，位于小屯村东南的花园庄东地也发现一处甲骨坑，坑内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79片，完整的刻辞卜甲300余版。其甲骨卜辞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卜辞的主人不是“王”而是“子”，开辟了甲骨学中“非王卜辞”的研究。

　　这两次发现的甲骨都得到及时整理出版。花园庄东地甲骨出版集采拓本、摹本、照片编纂而成，书中刊布资料完整齐备，考证详实，被誉为“一部高质量的甲骨著录与研究成果”。

　　200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发掘清理出殷墟时期的330余座墓葬，墓葬以家族墓地的形态分布，其中两座特征明显，随葬器物表明，墓主可能是甲骨卜辞中常见的贞人。从贞人墓葬的形制、规模、随葬品和殉人殉牲等可以推断，整个贞人集团的地位随着时代发展有所下降，贞人家族势力日渐式微。

　　120余年的甲骨文研究，在资料整理、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商史研究、工具书编纂出版等方面成果不断。新时代甲骨学研究立足百余年深厚学术积淀，更注重与考古学理论及多学科的结合，在推动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史、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领域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参与研究的学者遍布世界各国，著述卷帙浩繁，对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