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杜琪峰：再用胶片拍一次香港

　　中新社北京9月17日电 题：杜琪峰：再用胶片拍一次香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倪伟

　　港片《七人乐队》，于7月29日在内地正式上映。这部电影从2015年就传出筹备的信息，2018年已拍完，陆续出现在很多电影节上。2020年6月，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10月，作为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2021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七人乐队》又与《风再起时》一道成为双开幕影片，参与执导的几位导演在香港高调合体。

　　然而，2018年年底，导演之一的林岭东突然离世。他已制作完毕的《七人乐队》中的短片《迷路》，成为遗作。

　　这是香港动作片、新浪潮与黑帮片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们的一次集体亮相，几位加起来共获得过几十座金像奖奖杯。他们每人拍一部短片，用已退场的胶片，讲述香港过去的故事。

　　作为监制和发起人，谈起这部有关香港记忆的影片，杜琪峰变得异常温柔，与那位着迷于枪火和黑帮的导演判若两人。他今年67岁，已有6年没拍过枪战片了。

　　致敬菲林

　　2010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之后，杜琪峰不再用胶片拍电影。

　　胶片的退场似乎是一个时代交替的象征。杜琪峰感到惋惜，他觉得正是因为有胶片，才造就了香港电影，也造就了这一批导演和电影工作者。“我们是不是要为菲林做些事，表示对它的尊重和敬意？”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想法。

　　他想到去找一群导演用胶片再拍一次，这或许就是最后一次。拍什么呢？应该用最珍贵的东西拍最珍贵的故事，能与越来越珍稀的胶片相配的，只有香港这座城市。他挨个给其他导演打电话，大家都欣然同意入伙。

　　香港的胶片代理公司几乎已找不到了，也没有冲印的地方。他们在曼谷和台北找到了一些胶片。“浪费些时间，浪费些钱。”杜琪峰说。

　　最初计划是八部短片结合，每一部对应一个十年，取名《八部半》，借用费里尼经典之作的名字。但吴宇森因为身体原因中途退出，70年代成了空白。于是成了《七人乐队》，七个故事，从50年代一直拍到未来。

　　这70年正重叠着这一代导演的生命旅程。7个老港人，有4人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剩余3人生于50年代，最年长的是1945年出生的袁和平，今年67岁的杜琪峰年纪最小。

　　袁和平与洪金宝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动作片崛起的代表人物。70年代，李小龙、成龙相继为香港动作片奠定风格，袁与洪正是担任武指的幕后功臣。70年代末，一批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开始用镜头展现香港历史和社会经验，掀起香港电影“新浪潮”，许鞍华、徐克、谭家明是最重要的三位旗手。而杜琪峰与林岭东则是香港黑帮电影最杰出的作者，他们还都是王天林的门徒。香港电影的50年，几乎被他们概括。

　　作为监制的杜琪峰看完这些片子，看到了这代人之间共通的情感，也咂摸出一些不同的况味。“会觉得，哦，原来林岭东是这样想东西的，徐克是那样想的，洪金宝是这样看那个时代的，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他的语气像是沉入回忆一样缓慢下来，“加起来就会看得出——香港就是这样过来的”。

　　北上南下

　　距离香港导演集体“北上”，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20年足以知晓“谁负谁胜出”，在杜琪峰眼里，这或许也是各人的宿命。2004年，随着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生效，陈可辛、徐克、王晶、刘伟强等香港导演陆续北上，与内地电影公司合作。杜琪峰步他们之后，2011年推出第一部合拍片《单身男女》，他将迟到的原因解释为自己的国语不好。

　　如今，徐克彻底融入内地市场，最新的作品是《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他是三名联合导演之一，刘伟强也接连执导《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而杜琪峰在2016年拍完《三人行》就调头南下，回到了港岛。

　　电影研究者谢枫曾指出，杜琪峰的作品中始终包含着对社会的反思。在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的《黑社会》里，他真正希望谈的是时代巨变中的变与不变。第一部里，时代看似变了，但帮派信奉的还是龙头棍和叔父们，到了第二部，则是真的变化。“我要表达的是何去何从。”他说。

　　他自己也受到过“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的困扰。1993年，他执导了周星驰主演的《审死官》和《济公》，如日中天的周星驰在片场占据着主导，这种感觉让身为导演的杜琪峰郁闷。他放空了一整年，想明白了，电影应该是个人的东西，他决意在商业的港片世界里拍作者电影。1996年，与出自TVB的韦家辉多次深聊之后，两人成立“银河映像”，正式开工。

　　那时香港电影市场已经现出颓势，1993年出产了207部电影，1995年就跌到了150部，好莱坞电影呈碾压之势。在这个夹缝中，银河映像推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一个字头的诞生》《暗花》《非常突然》《枪火》《两个只能活一个》，在猛烈的暴力与死亡中间，始终弥漫着一股宁静和优雅的气息，他称之为“痛苦的浪漫”。港片衰落的十年里，银河映像撑起了面子，并且保持着港片的活力。

　　2016年《三人行》宣传期间，在北大的论坛上，有观众问他什么时候拍《黑社会3》，他肯定地说，一定会拍，但现在时间不对，不管到什么时候拍，“内容不会改”。他内心始终有一些笃定的东西，像一块暗礁，在潮起潮落中纹丝不动。

　　与《中国新闻周刊》谈到这几年时，杜琪峰表示“我当然是希望自己多些作品啦”，他说，“以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更聪明地去拍电影。”

　　自由与新生

　　杜琪峰常常以执拗和强势示人，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他又在片场毫不留情地骂了哪位影帝。因为不满金像奖的评选机制，他毫不掩饰愤慨和失望，近20年都没再参加这个年度派对，即便组委会依然不断将提名和奖项颁给他。

　　但他从未真的与香港电影界分隔，反而主动怀着一股家长般的责任心，譬如这一次组织《七人乐队》这样一次集体致敬。2005年发起了“鲜浪潮短片竞赛”，亲自找投资、办培训、做监制，为香港电影挖掘新人。“鲜浪潮”计划持续了十余年，至少十位新导演浮出水面。

　　2016年，他亲任监制，为三位出身自鲜浪潮计划的年轻人保驾护航，拍出《树大招风》，在下一年的金像奖颁奖礼上揽获最佳影片、导演、编剧等五项大奖，他照样没有出席。

　　不过，他觉得年轻一代电影人欠缺了一点天马行空。这几年，《手卷烟》《浊水漂流》等几部青年导演新作收获不错的反响，再加上前些年的《踏雪寻梅》《树大招风》《一念无明》等，年轻一代香港电影人逐渐露出锋芒。与曾经百花齐放的年代对比，今时今日的港片，似乎萎缩到警匪动作片与社会写实片两种，前者负责票房，后者负责艺术。

　　“跟以往的电影比较，我会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在选择题目或者创作意念上很狭窄，不够开阔。”他谈到对当下创作的印象，“年轻一代比较(聚焦)社会问题，或者他们身边的实质的感觉。以往，徐克、洪金宝或者八爷(袁和平)，他们很多是无中生有的。”

　　当然，时代已经不同了。过往武侠片、警匪片、喜剧片等各类型电影拥挤在影院时，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商业时代，彼时香港社会经济也迎来急速飞升。港片的市场不仅在本地，同时溢出到内地、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区，娱乐性是打通不同地域的金牌通行证。杜琪峰很明白今时与往昔的差异。如今港片又退回到本地市场。

　　往后，再有像《七人乐队》这样的集体作业，或许就要交给年轻一代了。“年轻导演的创作，我希望能够有能力支持的，能够做多些的，都希望去做。”杜琪峰说。

　　时间总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走，告别发生在每时每刻，胶片也终究在数字时代成了古董。

　　“有些东西是没办法保留的，有时也会问，保留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杜琪峰仿佛自问自答，“我们只是一个平民，未必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去保留(它们)。但失去的就永远回不来，永远不会再出现，会有种可惜。”

　　现在，不仅找不到生产和冲印胶片的地方，连可以放映胶片的电影院也所剩无几了。所以这部用胶片拍摄的《七人乐队》，最终，还是以数字的形式放映。(完)